我的大学是在厦门大学法律系度过的。在那段“走路都会跳，做梦都会笑”的年龄里，能在这样一所推窗即见海、随处是文物的校园里度过四年时光，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事。

　　犹记得，入学第一次班会，当时30岁出头的班主任李琦老师说过一席话:“四年的大学生活，最重要的不是学分，以你们的智商，背诵法条通过考试，太容易了。做一名法律学子，你们要学两件事:一是学会与人交往。你们以前的同学交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往。四年的宿舍生活，将是你们面临的第一次独立意义上的社交活动。二是学会独立思考。高中学习是围绕高考而学习，不需要太多你自己的想法。而大学的学习，学的是学习的方式，形成的是你们自己看待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所以，大学老师不会提醒你要学什么怎么学，你们自己用眼睛看，用心学。”简单的几句话，让47位充满憧憬的学子瞬间疑惑了，难道学业真的不重要?

　　当天，宿舍卧谈会全是讨论这个话题。我们8个刚刚经历过“黑色七月”的小脑袋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与人交往要学，为什么学分不重要，什么才是独立思考，难道以前的考试都不是独立思考的结果?谈着谈着，话题就转到谈论班主任的各种小道消息，谈论老生所说的法律系四大名捕、四大杀手等等八卦话题上了。

　　尽管疑惑，还是兢兢业业地学习着，否则对不起父母的血汗钱了。班主任的话也不能不听，毕竟他比咱们爸妈有文化嘛。就这么两头兼顾、磕磕绊绊地一路摸索、实践着，我们过了四年。

　　回头看来，学分真的不重要，只要不挂科，只要不想被保送上研究生。但是学业却真的很重要，因为它是法律思维形成的基础，是法律人安身立命的本事，是我们形成自己思考、分析、表达能力的源头。还记得，当时最喜欢上的是朱泉鹰老师的民法课。因为有大量的案例做支撑，加上他典型的闽南口音，貌似一本正经的叙述，不经意的调侃，所以课堂上往往欢声笑语一片。而他，总是无比平静地待我们爆笑后将黑板擦拭干净。可惜当年太年轻，只顾把案例当笑话听，却没有领悟老师所述案例背后的法条的理解和立法意图。

　　最不喜欢上的是法理课，无比枯燥。当时的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法的解释、法的效力、法与国家及各种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等等，更不明白学习这些对专业有什么作用，只是硬生生地把这些当作名词解释来背，应付考试。工作多年以后，才明白法理学是最有用的学科，因为它是各类法条制定的来源和依据，是法律逻辑的基础。当硬邦邦的法条与鲜活的现实无法衔接时，法理学的功底就是深入理解法条缘由并且衔接二者的那座桥梁。而这一切的领悟，都是多年工作实践后才渐渐明白的。

　　静心想想大学里所学的知识，许多知识点已经面目全非，例如我们日日所接触的刑事诉讼法。我毕业那年是1997年，恰巧是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实施的第一年，这意味着学校里学的刑诉法几乎完全不能应用。好在是第一年，各种思维还未定式，于是趁着各种考试、比赛的机会恶补。

　　最巅峰的时候，我甚至可以默写刑诉法的主要法条。但是，会默写不等于会办案。跟班学习直至独立办案，一次次法条与经验的交锋，一次次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终于明白，一名检察官，不仅仅要会熟练运用法条，更要学会与运用法条的法官、警察打交道，与被运用法条的嫌疑人等打交道，释法说理的过程其实就是与人交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独立思考就尤为重要。因为个案总是不同，我们既要运用处理类案的经验，更要对个案量身定做论证和处置的意见。这正是入学之初，我的班主任李琦老师所教导的。

　　近日，读了好友相送的李琦老师的新书《白丁华服》。其中，一篇名为《“门房”有教与我》，记述的是李老师没有按照规定出示校园卡进入厦门大学校门，门房在李老师自表身份“法学院教授”之后，平静地说“老师都很有礼貌”。婉转含蓄一语，引发李老师对自己“教养”的反思。一篇名为《晓风冬至》，篇中李老师记述自己学生时代受老师赠书，成为老师后赠书与学生，道出一段段老师与学生之间以书为纽带的故事。其中一个细节是李老师悄悄让店员留意自己老师喜欢的书，以便为老师购买。不长的两篇小文，不禁又回想起当初求学时李琦老师和我们交往的点滴。细细读完，对老师提出的那句自省自勉自励之语有了具体的认识:“师者，始也，谓其用在铺垫青年之未来;师者，史也，谓其神乃先贤学统之承载;师者，识也，谓其教虽学有所长不足恃;师者，伺也，谓其业非专心致志不成事。”当年年少，没有体会老师身体力行、授业解惑以及心怀未来的用心，今日自己人到中年，方知老师教授我们的不仅仅是思维方式，更是做人、做学生的本分。

　　大学距今已经20年，当初的书生少年今日已是不惑之年，当初风华蒲柳散淡不拘的老师们今日都过了知天命的年纪。生活，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而我们就在解决一个一个问题的过程中，渐渐调整、形成自己的为人处事方式。这个底子，是厦大给我的。我爱厦大，也爱厦大的师者们。

　　(作者单位:福州铁路运输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