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生若直木，过如利剑——原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谭政文

　　当年根据地、解放区非常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又与革命政权是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所以，当时苏联的检察系统和检察工作，自然成为我国的重要借鉴。谭政文对苏联没有什么迷信，而历史的局限只给了共和国的创业者们唯一的“选择”。那时，参考苏联检察工作模式，确定了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要进行侦查，决定批捕、起诉、免予起诉或不予起诉，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等等。经过反复研究、讨论，逐渐明确，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检察机关，应对国家机关实行行政监督，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实行法纪监督，对公安机关实行侦查监督，对法院实行审判监督，对司法机关和监所、劳教等实行执行监督。

　　谭政文主张，在执法过程中切忌以感想代政策，也不能以政策代法律，尤其不能习惯于用运动来取代依法办案。总之，检察系统在国家的法制建设中，权力大，责任重，影响广泛。谭政文深知所挑

　　担子的分量，不敢有丝毫懈怠和大意。上靠高检院党组的领导和支持，下靠各厅、各处的集体智慧，终于形成了检察工作条例的雏形。

　　1957年8月至9月，高检院在京召开审判监督会议，制定《人民检察院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细则(草案)》。几乎同时，检察系统就开始批右倾，批教条主义，批旧法观念。根据有关指示，“基本不作，仅作为武器挂起来的一般监督”，成了“被右派假借来反对党对检察工作领导”的证据。一些老检察干部被打为“右”派的扩大化做法，也让谭政文困惑和痛心。1958年年初，说是也要注意防“左”，其实还在继续批右。有人认为，检察、监督这一套，束缚手脚，好像在帮倒忙。在这个风头上，检察工作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文件显然不合时宜。但检察工作的实际运作又亟待尽快具体化、细化。于是，高检院党组分派谭政文牵头，先搞出一个“高检院各厅办案试行办法”，作为省以下检察机关工作的参照。既解决了下面实际工作的急需，又留有了回旋的余地。这个文件成型后，经党组郑重讨论多次才定稿，以备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所用。

　　1958年6月23日至8月18日，在高检院党组召开十几次“务虚会”的基础上，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务虚会”上，谭政文迫于压力为前段高检院的全局工作承担责任，在6月5日就所谓“右倾”、“教条主义”等问题作了检讨。但是，具体工作还要做。在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按照党组意见谭政文将“高检院各厅办案试行办法”批作会议文件下发。不料当会便引起非议，在政法战线上，好像公安机关是左派，检察机关成了“右派”。“监督”二字几乎成了雷区。谭政文在会议上批发“高检院各厅办案试行办法”被批为“独断专行”，并责令他在大会上再作检讨。

　　为顾全大局，谭政文于7月29日在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违心检讨了自己1955年以来所谓“一些严重错误”。事后谭政文讲，“我还是我，在公安部门当警官的时候是左派，调过来做检察官就成了‘右派’”，“公安机关要抓人，检察机关就要保证公安机关抓对人”。还自嘲地说:“批我经验主义可能还有一点，批我教条主义，真是荒唐!”

　　1959年8月，高检院开始了反右倾运动。11月，谭政文字斟句酌地给高检院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不长的信，既含蓄又真诚地写道:“今年我想讲一讲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这是个务实的话题。但不是说不要虚了，我们还是要虚实并重，在虚的基础上强调实。”为怕引起歧义，还特别解释说，“去年务虚，主要是解决思想上的问题，不这样不行，我今年的政治头脑很清醒，主要是因为务了虚”。然而接着，他还是固执地逆流而上地强调:“今年要在这个基础上踏实地多摸一些业务，搞出点‘货色’来。搞好办案质量，更准确、更踏实、更细致，提高办案准确率——批捕的要准确，不批捕的也要准确。”这封信生动鲜活地表现了谭政文的不甘，他对正确原则、正确立场的坚持，他对检察工作、对法制建设的高度责任感。但遗憾的是，在浩繁的文档资料中，在高检院老同志的回忆里，都找不出对此信的任何回复。

　　废寝忘食的工作劳累，夜以继日的紧张节奏，加上政治的不公和心情的不畅，谭政文终于被“积劳成疾”四字击倒。1960年秋，他身体已日渐衰弱。上海开完会在华东医院检查身体，居然确诊11种疾病。1961年8月，广州中山医学院诊断他患了肺癌。跨国庆前后，由医护人员陪同，谭政文乘专列返回北京。他拖着疲弱的病躯，在旁人的搀扶下逐屋到儿女们的房间去转了转，看了看，隔天即住进了协和医院。12月12日，终因医治无效抱病谢世，年仅51岁。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晏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