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三的下午，雪后初霁。我在合肥，和母亲来到位于淮河路步行街中段的“李府”——李鸿章故居。

　　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门前高挑两只写有“李府”字样灯笼，再加上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这些平时只能在电影里见的场景，吸引人迈上高高的台阶，去领略昔日主人的气势不凡。

　　故居的主人李鸿章无疑是位人中豪杰，当然这位豪杰断非那种草莽英雄可比。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都是以文人的身份而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兵元帅。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有一段关于李鸿章在马关遇刺后“伟丈夫”形象的描写：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李鸿章传》还有不少关于李鸿章为人处世的描写，有一段说李鸿章：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差不多有“完人”性格的李中堂，后世对他的评价却“毁誉参半”。有论者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李鸿章学习他的老师曾国藩，在平太平天国或者在平捻后，功成身退，自不失一世清名。奈何他不识时务，处权力的巅峰而不思退隐，以致落下“甲午海战”之败和《马关条约》签订两大败笔。初听来，也不无道理。

　　但后来我想，作为李鸿章，他自身其实比我们今人更清晰地明了自己所处环境的艰难。那么他早知“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那他偏偏还要往马关那畔行干吗？据有关资料记载，甲午战事结束后，李鸿章曾忧愤地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自“十年以来”一句，可知文娱武嬉一事为积弊。积弊自身又无能力革除，可知李鸿章是清醒地知道自身所处环境的艰难，如陷泥沼。陷入泥沼而不知自拔，李鸿章究竟想干吗？是不是这些都可以归结到李鸿章的“不识时务”上呢？似乎是，又似乎不是。在故居的青砖上漫步，我一时也难以寻觅到合适的答案。

　　《李鸿章传》还记载了李鸿章的一件逸事：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从中可见李中堂其实也是一位性情中人。然而梁任公对此事的评价却是：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梁任公对李鸿章的评价颇客观公正，他的《李鸿章传》一书也被誉为我国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我对他文中的观点多叹服，独此事不敢苟同。梁任公为广东人，他能见科举之毒入人之深，却不能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入皖人之深也。任公若明白这一层意思，便不难明白为何从前的徽商即便在外面攒下万贯家财，这万贯家财也要留给子孙作读书的费用了。任公若明白这一层意思，便不难明白为什么我们桐城人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一说了。皖地自古多才俊，盖一方风俗出一方人也。

　　回京后的这些天里，我思念着母亲，突然就想到李鸿章生逢清廷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朝廷大厦将倾之时，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马关，他也清楚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旦签订，自己必然要背上千古之骂名。他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能说他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吗？李鸿章对清廷的感情又何尝不是比海水还深呢！

　　对于李鸿章的“毁誉参半”，《李鸿章传》开篇有一段精辟的话：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这一句话足可为有积极进取心却又顾虑满怀的人借鉴。

　　不知道是不是推出优惠游的原因，正月初三那天下午，来李鸿章故居参观的人很多，可以用“络绎不绝”四个字来形容。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不知有几个人能读懂李鸿章。

　　俞胜，安徽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家》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城里的月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