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公诉人与律师面对面，一控一辩，注定的对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没少跟随公诉人出庭。那时辩护律师不多，经常出庭的就那么几个熟脸。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无论什么案件，无论针对什么样的被告人，只要不是累犯，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几乎如出一辙说这样几句话:认罪态度好，一贯表现好，没有前科劣迹，建议从轻判处。时间长了，我们就把他们统称“三句半律师”。

　　那时几乎没有作无罪辩护的，可能连律师自己都心虚，生怕“立场错误”。每次当他们步入法庭，我就会捅捅我“师傅”，悄声说:“三句半来了。”“师傅”会心一笑。我们坐在与法官平等的位置上，代表国家支持公诉，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

　　1996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律师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职业走进公众视野，凸显其不可或缺的作用。

　　1998年6月10日，我带领基层检察院的20多名检察官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旁听了一起备受关注的涉嫌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案。该案的辩护律师在京城很有名气。那天，恰是一中院向社会承诺，凡满18周岁公民，可以申请旁听公开庭审案件的审判活动，所以旁听席上聚集了十几家新闻媒体记者和关注此案的上百名群众。

　　该案涉及股市，说备受关注是因为1997年国际市场风云突变，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世界将目光投向外资大量涌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之时维持人民币的坚挺，中国股市不可受挫无序。庭审历时12个小时，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每一次举证，辩护人都提出质疑，公诉人三次明示:“我反对!”充满了激烈的火药味——新刑诉法实施不久，辩护人想将辩论体现于庭审整个过程。

　　审判长要求公诉人继续举证，公诉人坚定而有力地要求:审判长，请允许我先就辩护律师的疑问进行答辩，再行举证。接下来，辩护律师断然否定3份证据，为被告人无罪辩护说:被告人行为至多是违规，借款是借款人的股市收益。公诉人反驳:辩护律师对我控方出示证据的否定没有事实根据相支持，其随意的解释实属自我杜撰。辩护律师情绪激动:公诉人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公诉人，其杜撰之词实为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公诉人微笑:现代汉语中杜撰指没有事实根据的推断和编造，并非有人格侮辱之意……

　　公诉人从犯罪本质入手，控方条分缕析，纵横捭阖，辩方入情入理，有理有据，庭审逐渐进入“白热化”。这的确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庭审，旁听后有的检察官跃跃欲试，坚定了做一名优秀的公诉人的信心，也有的检察官暗自佩服，有了做律师的冲动。

　　但律师队伍良莠不齐。1999年，我在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工作，跟踪报道了一起伪证和妨害作证案，被告人就是两名辩护人。起因是一起强奸(轮奸)案，被告人5人，被害人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少女。一审判决强奸罪成立，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最长的一个被判八年。被告人不服上诉，全部翻供，被告人家长们也十分嚣张指责被害少女有勾引之嫌。

　　最为蹊跷的是，第二中级法院收到被害人的亲笔信函，“诚恳”介绍与被告人两小无猜，很有感情，双方自愿……承办检察官为探究原委，多次奔赴外地，冰天雪地，饥寒交迫却坚持不懈。先是被害人父母不配合，再后来被害人躲避、“失踪”。但承办检察官没有放弃，最终查明律师给被告人家属出主意，又亲自找被害人威胁加诱导，还亲自书写“笔录”让被害人抄写，以改变证词。

　　经侦查和审查，2000年12月28日，一审法院认定律师构成辩护人伪造、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这是北京市第一起辩护律师伪造证据干扰审判活动的判例。

　　公诉人与律师同属国家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在诉讼制度设置的分工基础上，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互相制约、相互监督，任务角度不同而价值目标应当是一致的，同为国家法治建设者和捍卫者，同时履行着维护法律尊严保护人权和群众利益的义务。从国家法治建设角度看，双方兴衰荣辱与共。法治未来，都不是局外人。

　　2013年，我们受理了一起涉嫌敲诈勒索案，嫌疑人聘请了两名名气很大的律师。受案当天，承办人小心翼翼对我说:两名律师都是“死磕派”。有人根据辩护风格将律师分为三种类型:形式派、勾兑派和死磕派，前两种只走过场和做足样子，后一种则从接案、会见、庭审一直到结案“一站到底”，传闻很难缠，更有甚者大闹法庭，致使庭审无法正常进行。果不其然，案件管理部门刚刚录完案卷，律师就将《移送起诉意见书》网上微博发布;公诉承办人还没有来得及看卷，就接到了律师要求阅卷的申请;紧接着律师提交律师意见，指责侦查机关程序违法、要求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要求非法证据排除。我对承办人说，什么派不重要，重要的是检察官和律师各自都在法治的轨道上，各自受职业道德约束，各自严格依法规范办案。我们应尊重并认真听取嫌疑人和律师意见，高质量办结此案。

　　其实，公诉人更愿意和那些职业素养高、“较真儿”的律师打交道。与高手过招，一方面虽表面不服但内心敬仰，相互提高。另一方面，律师参与诉讼，约束司法公权力的张扬和滥用，对促进司法规范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