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已至不惑之年，回忆大学时光，灿烂依然。1993年9月，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期待和些许迷茫，到了首都北京，踏进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学校位于北京西三环内，在名校林立的首都各大院校中颇具特色，环境典雅，交通便利，紧靠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校园环境古朴幽美，人文氛围浓郁。对于像我这样从三四线城市考过来的新生来说，北京的一切都透着新鲜，浓郁的知识氛围和文化气息令人陶醉。

　　回顾20年前那一千四百多个闪亮的日子，感觉收获最大的是聆听了各种各样的讲座。这些讲座的内容各不相同，有治学理论，有国际关系，有时事评论，有友谊爱情，有职业规划，有人文科技等等，主办者也不一样，有校、系组织的，有学生会组织的，有各社团组织的。

　　本专业的讲座当然是不会缺席的。彼时，刚为教授的朱苏力讲授的题目是“秋菊的困惑和被告山杠爷的悲剧”，探讨的是西方法治思想与中国国情的适用和冲突问题，核心观点是法律的移植和引进要考虑社会背景、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记得那天晚上听讲座的人不是很多，他一直站着讲完，之后还回答了我们很多问题。讲座结束时，给他费用，说什么也不要，推让了好几次，最后他骑着一辆六成新的自行车像逃跑一样很快消失在夜幕里。当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陈瑞华讲课的题目是“人权氛围下的新刑诉法”，从修改背景、必要性、为何保障人权、主要修改内容、评价五个部分详尽解读了1996年版刑事诉讼法……

　　法学专业之外，还聆听了刘春田教授的“知识产权与中国现代化”，柯俊院士的“21世纪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陶湘教授的“人民币汇价并轨”，段瑞春主任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张辑哲教授的“大学生企业家21世纪”，乃至余敦康教授的“周易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陈鼓应教授的“从尼采到老庄”、钱逊教授的“孟子思想”，还有传媒界的唐师曾、秦晓鹰，演艺界的李默然，体育界的张路等人的精彩讲述。

　　这些讲授人虽然专业不同，年龄经历各异，但是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丰富的人生阅历给人启迪，一个讲座之中总会有一些话语和观点，能够引起我的共鸣，总会有一些经历和故事，使年轻的我在青春的迷茫中如醍醐灌顶，拨云见日。

　　1997年夏，我被分配到了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检察院，一直从事反贪污贿赂工作。十八年间先后办理了近百起职务犯罪案件，查办的犯罪嫌疑人遍及从副科级至正部级的各级别官员。虽然每个案件都是各自的特点、各自的难度，但是经过和大家一起团结协作，抽丝剥笋，内查外调，总是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今年初，按照组织安排，我担任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毕业近二十年来，体味了生活赋予的艰辛苦涩、幸福甘甜，越发感觉到大学期间书本内外的知识包括那些讲座的内容早已在潜移默化地成为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过岁月的磨砺，使自己无论面对成功的喜悦还是失败的教训都能做到宠辱不惊，从容面对。

　　真的很感谢那些老师、教授、学者、官员、名流，他们把深厚的学理知识和晦涩的专业领域讲述得简练朴素，把相关政治、经济问题分析得深入浅出，在传播知识的同时还教授很多做人做事的智慧和哲理。聆听每一个讲座其实就是在和年长我十几岁、几十岁的演讲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是分享和接收他们治学的成果、工作的思考、人生的经验、生命的感悟、奋斗的艰辛、生活的态度……弱冠之年，能听这些讲座，何其幸也!

　　聆听这些讲座，在当时提高不了考试分数，有些人甚至认为是浪费时间，但它们就像是我在踏入浮华复杂的社会之前，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一场场思想盛宴，润物无声地丰富和提高了年轻的我。电影《致青春》里有句台词: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青春就是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着它时，它一文不值，只有将它耗尽后，再回过头看，一切才有了意义。这句话形容本人听讲座的收获恰如其分。法学从来就不应该是一门封闭的学科，各学科丰富知识间的交流碰撞、融会贯通实际是给我们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具备了对时代和社会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反过来促进对法学的理解和认识。

　　谢谢一面之缘的老师们!谢谢听讲座的大学岁月!

　　(作者为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