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古代名人中，似乎没有哪一人像孔子一样，反复经历从云端到泥地、从泥地到云端的坎坷遭遇。

　　孔子生前郁郁不得志，只当过鲁国的司空与司寇。仕途走不通，他开始收门徒，开讲坛，办教育，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孔子开创了最早的民办教育;他也搞学术，“定《诗》《书》，订《礼》《乐》，序《易》，作《春秋》”(《鲁迅全集》第九卷)。孔子差不多也是最早的民间学者。孔子空有治国之术，游说各国，四处碰壁，其弟子嘲笑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第六册)。

　　孔子去世几百年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近年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确立了儒家的国学地位;孔子本人则备享哀荣，历代皇帝的敕封，由公而王、而帝而师，封号最长的是清代的“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大约从宋代开始，孔子后代就开始世袭“衍圣公”的待遇。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一批兼具传统与现代视野，兼有旧学与新学底蕴的志士仁人，喊出了“打倒孔家店”，这是推翻满清王朝之后，孔子遭遇的第一次厄运。在这场文化启蒙运动中，其中的两位领袖是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不过，这场运动“影响”当时只及于京沪等地的知识界。

　　而在19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全国，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全部卷入到这场荒唐的运动之中。此时的孔子，已被彻底拉下神坛，此前圣府被毁，孔墓被掘，至此“文宣王”做不成了，“孔夫子”也罕有提及，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鼓吹复古倒退的“孔老二”。

　　当今时代，已经不是“文宣王”和“孔老二”的时代;今天的孔子，已经不是蜷缩在曲阜古墓中的朽骨，以其命名的孔子学院开始走向世界。其实，孔子走向世界并非始自今日，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在巴黎出版《中国贤哲孔子》，这是第一部向西方介绍孔子的书籍。孔子学说进入欧洲，西方文化界对其评价也褒贬互见，弹赞并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个。

　　伏尔泰(1694—177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马克思曾经多次引用其观点与名言。伏尔泰对孔子高度推崇:“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他认为，《论语》“是纯粹的格言集，其中找不到任何鄙俗的言词，可笑的譬喻”(《风俗论》)。“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哲学辞典》)。而他自己，也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夫子”。

　　《风俗论》一书的翻译梁守铿先生在“译者前言”中指出:“伏尔泰是通过来华布道的传教士所写的书籍和信件来了解中国的，这些材料不免有失实或溢美之处。但伏尔泰以中国这一切为楷模来批判西方的封建制度，这是与启蒙运动的要求相一致的。”这与当代学者引用西方名言批评当代弊端是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功利或策略的性质。

　　黑格尔(1770—1831年)，比伏尔泰晚生76年，他是德国的伟大哲学家，也是马克思青年时的偶像，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如果说伏尔泰是从社会角度评价孔子的话，那么，黑格尔主要是从哲学上讨论孔子:“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他甚至认为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政治义务论》，“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他不无刻薄地指出，“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两位欧洲名人———伏尔泰、黑格尔，对孔子，一褒一贬，一赞一弹，看法如此不同。孔子已是辞世两千多年的古人，褒贬由之，弹赞由之，笑骂由之，他的思想，他的言论，穿越时空，仍然流淌在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思想与学术一旦问世，就不单属于个人，就是让公众评头论足的。真理也正是经过这样的拾遗补阙、切磋琢磨，才得以光大和传播的。

　　不过，撇开价值与学术的评价，只从功能的角度看待孔子，中外各有一位名人，他们对孔子学说的本质却高度一致，一个是中国的文学家鲁迅，一个是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鲁迅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鲁迅全集》)。韦伯则认为，儒家经典的“这种神圣性足以确保代表该阶级本身地位的秩序的合法性。在(尊儒)这一点上，官僚阶级……如同它对待宗教性的民间信仰一样……既保证了民众的顺从……也限制了对政府制度的批评”(商务印书馆《儒教与道教》)。看来，真正了解孔子价值的，其实并不是学者，而是历朝历代的皇帝和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