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寒料峭，电视广播中不断传来消息，南方有疫情。虽然坊间传闻热闹，大家也就跟随着购置些板蓝根、消毒液、医用口罩之类，但好像在人们心里并没有那么恐惧，依然感觉疫情离我们很远。

　　直到有一天———

　　早晨，我如平日一样匆匆上班，到达位于原崇文区光明路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老远就看到马路对面大门外全部被警戒线围着，一辆疾控中心的车停在不远处，几个头戴防控面具手持药物喷射装置的人站在门口，甚是紧张。

　　到达办公室才知道，行政装备处老纪的爱人病逝了，疾控中心是来给我们整个办公大楼消毒防控的。原来，老纪的爱人早先因感冒到人民医院就诊，持续不好，又回医院复诊，被疑似“非典”患者收治，后转移小汤山那边的专门医院，不久去世，老纪也因此被隔离在家。恐惧笼罩着整个大楼，但干警们议论最多的还是老纪怎么办?忍受爱人去世的痛苦还要被隔离，家里有吃的吗?谁去送点儿吃的?用什么方法送?很多干警给老纪发短信，安慰他，鼓励他……

　　“非典”离我们很近了，近在咫尺。大家近乎疯狂地购置各种消毒用品，办公桌擦了一遍又一遍，双手都快洗秃噜皮了，大楼里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但还是有开着警车去调查的、提讯的、开庭的，只不过人人戴着口罩，方的、圆的、尖的，形状各异，成了那个时期一道别样风景。

　　再见到老纪是在约半年后，他明显消瘦，更黑了，但精神还好，偶尔还会和大家开玩笑，眼神中透着坚毅。几年后，老纪组成了新的家庭，开始了新生活，大家无不为他高兴。

　　多年过去了，“非典”这个词离我们渐行渐远。2010年，我到了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工作，随检察长慰问了一个叫段勇的检察官。段勇家不大，但很洁净，房间靠南窗有一个健身器械，很显眼。沙发是橘黄色的，显得很温暖。段勇的爱人很瘦小，总微笑着，很美丽。我们聊了很长时间，随之了解到另外一个“非典”故事，凄美而温暖———

　　2001年，段勇经人介绍认识了北京佑安医院的主管护师小付，二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共同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然而，2003年的“非典”风暴给两个年轻人带来严峻的考验。

　　作为传染病专科医院，北京佑安医院被上级确定为全市第一家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世界卫生组织公布，“非典”病死率接近11%。对于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而言，亲眼目睹身边的同事患病、上呼吸机、死亡……“非典”的危险不再只是冰冷的数字，而是真切的威胁。面临突如其来的疫情，小付克服恐惧，勇敢请战。那段时间，工作昼夜不分，劳顿过度，免疫力下降，小付被感染了，住进自己医院的病房里，成了“非典”患者。

　　正在恋爱中的段勇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中想尽一切办法安慰、鼓励和帮助小付。因为见到过其他人的死亡，小付难免悲观，为了让小付振作起来，段勇在电话那端为恋人弹吉他唱歌，讲故事，聊未来。

　　疫情结束后，重返工作岗位的小付感到双腿疼痛，简直无法站立。核磁共振检查接连报告:双侧膝关节坏死、双侧股骨头坏死……这对两个年轻人如晴天霹雳。

　　段勇查阅了很多资料，股骨头坏死如同“不死的癌症”，病情会渐进性加重，治疗仅仅是缓解症状，如同一个玻璃人，随时都面临散架、瘫痪的危险。段勇对小付说:别怕，我会永远照顾你的!

　　行动彰显爱情，坚守传递温暖。2004年初，小付住进昌平区小汤山医院，一住三年半时间。当时乘车还不方便，往返140公里，段勇每周看望她。

　　2005年3月，小付做了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手术，双腿切开四个大口子。然而半年后，被告知不乐观，右腿股骨头已经塌陷，下肢四个关节失去了作用。疼痛没日没夜地折磨着小付，等待他们的是漫长的艰难岁月。在她忍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时，正是段勇的爱让她有了支撑。段勇说:有我呢，一定要坚强!

　　2006年1月，由于大量补钙，小付患上肾结石，体积大，疼痛难忍。那时小付身体非常虚弱，段勇就背着她楼上楼下看病治疗，每次回来，他衣服从里到外湿透，累得双腿颤抖。

　　没有治愈希望。几年间，病友们有的不得不与恋人分手，有的甚至与爱人离婚，但小付深感温暖的是，段勇始终在她身边，不离不弃。2006年初的一天，段勇将小付从医院接回来，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没有婚纱、没有婚礼，只有大红结婚证见证他们的婚姻，一起迎接幸福与灾难。

　　在他们婚房最好的位置，段勇为小付购置了一台大大的健身器械，按医嘱让小付强身健体。他说:健身器安放在南窗下，阳光可以照在她身上，可以让她在冬天感受多一点儿温暖。

　　在此以后直至今日，小夫妻承受的远远不止身体的病痛，还有精神的极限挑战，甚至生离死别……但他们始终共同面对，始终乐观微笑，始终手牵手相互支撑，在患难中诠释属于他们的幸福爱情。

　　我们去探望时送给小付一大束鲜花，献花衬托着眼前的这个姑娘，越发美丽……

　　“非典”是一场灾难，但非典同时是一场磨砺，教会人们如何去珍惜如何去生活。老纪也好，段勇也好，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生，但坎坷和磨难彰显了他们共同的品质，坚强而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