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检察建立引导侦查新机制
近年来，呼格吉勒图案、念斌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司法机关勇于直面问题，启动纠错机制，赢得舆论点赞。但从源头上斩断造成冤假错案的根源才是治本之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侦查、起诉、辩护等各诉讼环节都须围绕审判展开，做到事实证据调查、定罪量刑辩论、判决结果形成均在法庭。与其不相适应的制度设计、工作惯性，都需作出调整、改变。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各个环节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侦查监督部门是检察机关防范冤假错案的第一道关口，不仅要求侦监部门严把“批捕关”，更要求其不断健全引导侦查机制，从源头上提升案件质量。
如何在进入审判程序前就“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同有打击犯罪职能的公、检两家担当重责。2015年10月26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下发《重大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的实施办法》，正是推进刑事诉讼司法改革的一次尝试。这是全国首次公、检联合会签“重大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的工作机制类文件。
规定下发前一年，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确定了徐州、南京、无锡等六家检察机关作为试点单位。先行先试的意义就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根源找出路。
在7月20日召开的第十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提出，要“完善检察监督体系、提高检察监督能力”。
刑事检察工作机制作为“检察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健全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本刊以徐州一地的司法实践为蓝本，关注重大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制度在基层的运行，探析引导侦查新机制对庭审前证据体系完善带来的重大意义。
“源头会诊”，引导侦查新机制的基层样本
记者 清风 通讯员 唐颖 闫纪成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把证据意识延伸至前置性规范程序中来。在侦查源头进行证据把关，也是司法理念的一次变革。
【图1】（经引导侦查，贩卖、运输“冰毒”29公斤的徐州第一毒品大案告破，8名毒贩成功定罪。）
提前介入“问题重重”
“《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有相关规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引导侦查。”2016年7月13日，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侦监处处长沈善文对记者说，“但是什么样的案件应当介入，如何有效介入，介入后怎样进行监督制约，一直没有相关规定。”
“检察机关介入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公安机关是欢迎的，但是，司法实践中，随意性太强。”徐州市检察院侦监处副处长胡桂林说，“公安机关主动邀请我们介入，有时去了以后发现，还没有立案，主要证据还没有收集。有的案件甚至根本不属于重大疑难案件，也要跑一趟。这样的情况下，没办法对全案发表有效意见。有时，我们提出了意见，公安机关或者有不同意见不提出，或者承办人更换，意见提了也是白提。所以说，法律规定是好的，实际执行起来有点流于形式。”
前年，徐州市检察院提前介入的一起故意杀人案就能看出其中的问题。
有群众报案：在徐州铜山区境内发现一具被高度焚烧的女性尸体。公安机关经排查、鉴定确定为安徽籍失踪女性小红（化名）。深入调查发现，小红在失踪前，曾在银行取过20多万元巨款。银行监控显示，小红在取款后与他人进行了通话。公安机关通过技侦手段锁定了与小红通话的犯罪嫌疑人大强（化名），将其抓捕归案后，邀请胡桂林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胡桂林发现，除了有大强的两次供述笔录外，其他证据均未固定，只能听取侦查人员的口头介绍。大强供述与小红偶然相识，且为同乡，为劫钱财，以共同投资的名义，诱骗小红携带巨款与其相会，将小红杀害后将钱款据为已有。为掩盖罪行，大强将尸体运到某桥下浇上汽油焚烧，因焚烧不充分又将尸体运至铜山区一公路边再次焚烧，并将剩余部分扫入路边水沟。
由于大部分证据未收集到位，胡桂林只能根据大强的供述，要求公安机关收集第一次焚烧尸体处的生物检材、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身份证、银行卡等特异性物品去向，以及赃款去向等证明力较高的证据。此后，公安机关未再邀请检察机关介入该案。
此案随后报送徐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胡桂林与公诉承办人沟通该案情况时发现，公安机关并未对其意见很好地执行。在大强供述第一次焚烧尸体的位置发现有焚烧的痕迹，但法医并没有提取到生物检材；大强供述将被害人的随身银行卡、证件等扔在了一个澡堂的下水道里，公安机关推断澡堂的化粪池已被清理，因而未做打捞。公安机关的工作主要围绕赃款的去向进行侦查，却只能证明案发后大强的经济状态明显异常。
徐州市检察院为此案专门召开检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证据形不成锁链，难以定罪，应当根据供述查找到被害人的银行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被告人供述、指认，提取到的隐蔽性很强的物证，如果能与口供相结合，具有很强的证明效力。
距离案发已一年，能不能取到银行卡，大家心里没底。
最终，运气不错，在澡堂的化粪池里，找到了卡在水槽入口处的银行卡，证明系被害人小红所有。最终，结合犯罪嫌疑人供述，证据链形成。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大强死刑。
“如果找不到银行卡怎么办？”胡桂林说，“为什么之前我们提出的意见，没有得到落实？提前介入机制的疏漏在这个案件中暴露了。”
“公安机关常常是团体作战，甚至，一个局的力量扑在一个案件上。侦查扫尾阶段再指派一两个承办人接手。因此，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时提出的意见，在办案过程中，会因承办人员变化，不了了之。再加上工作调动、人员变动，无法保证介入质效的情形很多。”徐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梁鹏警官说，“我曾在派出所工作了二十多年，深知对于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公安机关是欢迎的，能形成优势互补。我们的优势是侦查手段多，能突破案件。检察机关的优势是对证据收集、固定、审查意识强，能有效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
以前公安机关办案粗放，能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就算了事。现在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审判为中心审查案件，要求对证据的认识要形成同一性，先要达到检察院认可的标准，然后交给法院裁判。“现在这个形势下，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制就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梁鹏说。
【图2】（胡桂林正与办案民警“会诊”大案。）
新机制找准定位
2014年底，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确定了徐州、南京、无锡等六家检察、公安机关作为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机制改革的试点单位。先行先试的意义就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根源找出路。
2015年6月，徐州市检察院、徐州市公安局出台了《重大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的实施办法（试行）》。4个月以后，10月26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在总结各地的实践经验后，下发《重大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的实施办法》。
“徐州的试行办法与省院最终的实施办法高度吻合，这说明，基层司法实践中碰到的问题、难点具有普遍性。”胡桂林说。他作为徐州的试行办法的主要执笔者，半年时间、十易其稿，甘苦自知，也更能体会这项机制在改革后的意义所在。
胡桂林认为，省检察院的实施办法至少在四个层面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确定了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使得检察机关介入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范围。比如，严重危害公安安全犯罪、严重侵犯民生民利的食品药品、污染犯罪类案件等等。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沈善文认为，“好的机制要用在合适的案件中，杜绝了一些受案外因素影响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现象。基层本来就案多人少，这样就能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
明确了介入的时机，杜绝介入机制走过场。明确要在公安机关立案以后且查清基本事实后进行。发挥检察机关在引导侦查、构建证据体系方面的优势，有的放矢。这一条意见在徐州的试行办法中，是胡桂林尤其看重的一条。“我们是去帮助建立证据体系的，不是去和稀泥的，没有事实、证据在手，检察官根本无从下手，也发现不了违法办案的问题，说什么引导侦查都是空话。”
确定了介入的职责和任务。比如，对案件事实、情节确定、案件定性、法律适用等重点问题发表初步意见；督促依法开展侦查活动，及时发现、纠正违法行为等等。
胡桂林举了个例子，以前曾有一起命案，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他赶过去后发现，证据根本不成形。现场勘查反复做了几次，却只制作了一份勘验笔录，无法反映证据形成的时间先后顺序。“辩护人惯常会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司法机关取证，这样的取证方式，很容易受到质疑，‘为什么要反复勘验？是由供到证还是由证到供？有无刑讯逼供的可能？有无伪造证据？’这样形成的证据，证明效力肯定会打折。”胡桂林说，“以审判为中心，关键就是构建的证据体系要完整、逻辑要严密，符合庭审要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的改革，就是延伸对证据的前置性规范。”
另外，所有介入程序都以文书形式固定规范，形成“文来文往”。比如，《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邀请函》《重大疑难案件案情介绍》《派员参加听取意见会通知书》《重大疑难案件工作情况回复书》等等，这些文书将随案移送，确保从前期介入到后期提起批准逮捕，能够落实检方意见，并且责任到人。由公安机关法制部门作为牵头部门，从此，公检双方的衔接有了依托。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把所有问题交给庭审阶段来解决，而是要延伸到证据的前置性规范程序中来。”徐州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姚辉认为，实施办法最终要解决的是司法理念的变革。
【图3】（“文来文往”，确保引导侦查机制规范化。）
新机制成效初显
改革的成效在个案的运行中得到了体现。
2015年12月，一起蹊跷的投毒案成为试金石。
邳州市有两位村民突发“癫痫”送至医院救治。经验丰富的主治医生敏锐觉察到可能是“毒鼠强”中毒。细致检查后，结论与推测完全吻合，遂报警。
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两名被害人都曾在村妇李某家吃过饭。在村中走访后，采集到的信息更是耸人听闻：十几年来，这个村子已有多人出现过“癫痫”症状送医，曾有一名2岁的儿童突然去世。还有村民反映，家里的狗吃了李某丢的饭菜后死亡。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村妇李某存在重大作案嫌疑，她还曾在民警调查时反复叮嘱其丈夫：千万不能开口，开口就是死！
公安机关以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对李某立案侦查。同时，根据案件的性质，这是一起舆论普遍关注的敏感案件，因此，提交《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邀请函》。
徐州市检察院经研究，提交《派员参加听取意见会通知书》，胡桂林作为检察机关确定的侦监部门联络人，第一时间参与介入。公安机关提供了《重大疑难案件案情介绍》，其中的分歧意见十分鲜明：究竟对2岁孩童开馆验尸和对死亡的狗进行检验是否要同时进行，确证死因。
胡桂林分析认为，这个案件的侦办难度极大。时过境迁，毫无旁证，只有李某开口才能深入侦查。但是，如果仅有李某的口供，孤证又无法定罪。
一系列疑问必须得到解决，才能形成证据链：小孩是怎么死的？是不是中毒？如果是中毒，是不是李某投的毒？李某是怎么得手的？她为什么要投毒？
如果侦查机关先行对2岁的孩童开棺验尸，会打草惊蛇，并有可能让李某畏罪，不吐实言。而且，即使被害儿童系“毒鼠强中毒而死”，与李某之间也不能形成有效联结。
因此，胡桂林提出引导侦查的意见：先鉴定狗是因何而死的，得出结论后，再讯问李某。如果能获取只有其本人方知的“隐蔽性证据”，与小孩之死发生必然联结，则这个案件方可尘埃落定。
此后，公安机关挖出来的狗尸经鉴定死于“毒鼠强”中毒。李某自觉犯罪事实已被发现，嚎啕大哭后平静下来，供述了自己实施的一系列下毒行为。
李某心胸狭隘，做事偏激。凡是村子里与她有过私怨的人，只要有机会她就会下手。李某与被害儿童的母亲吵过架，趁串门时，将“毒鼠强”藏在指甲缝里，抹在了小孩嘴唇上，没用完的“毒鼠强”还藏在衣橱的夹缝里。
公安机关当即开棺验尸，死亡儿童的尸检结果显示确系“毒鼠强”中毒。办案民警在李某衣橱夹缝里找到的“毒鼠强”成份与尸检报告描述的成份完全一致。
公安机关根据李某的口供，找到了一系列隐蔽性证据，证明力极高。胡桂林认为，李某实施的投放危险物质致人死亡的证据已形成完整链条。
最终，公安机关提交《重大疑难案件工作情况回复书》，对如何落实检察机关意见的工作情况，一一列明。
李某被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批准逮捕，继而审查起诉。近日，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这个案件的侦查难度极高，最终成功定罪，得益于新机制。”沈善文说，“规范性的引导加上规范性的落实，检察机关的意见得到了有效实施。”
“李某投毒案时隔多年，案件影响力又大，舆论沸沸扬扬，公安机关的办案压力可想而知。如果在以前，为了追求结案，单纯靠口供突破，会不会使用不规范的办案方法呢？”胡桂林说，“现在，有瑕疵的证据即便出现也起不了作用。最好的监督制约就是在源头树立证据意识。”
如今，重大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已在徐州顺利运行。“下一步我们要解决的就是面对突发情况、突发事件，公安机关随机向检察机关问询意见后，如何把意见文书化的问题。”徐州铜山区公安局法制大队王广宜警官说，“‘文来文往’的意义就在与规范，这对公检两家都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