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牢骚”引发的大案
“同样的地理位置，同样的拆迁项目，同样都是500平方米的房子，我只拿到10万块钱的补偿，可听说有人足足拿了60万！” 泰州市医药高新区玉满村村民老李不经意的一句“牢骚”让检察官留了心。
玉满村曾是个有名的“钉子户”村，2013年以来上访不断。当年5月，新组建不满半年的泰州医药高新区检察院发现受理的信访总量中，反映拆迁矛盾的占了大半。于是，派员实地走访、听取诉求，一家家访、一户户谈，从老李这儿意外听到了“消息”。
医药高新区是泰州市产业转型升级先导区，拆迁安置工作一直是重头戏。根据当时的政策，拆迁户可获得每平方米1190元的补偿款。另外，凡是在2007年的航拍图内没有显示、且之后未获许可建造的房屋，属于违章建筑，只能按照每平方米200元进行补偿。检察官快速算了一笔账，按照老李所说的差额，50万元除以拆迁面积500多平方米，得到的数字近千元——正好是合法建筑和违章建筑之间的差价。
医药高新区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预防局形成一致意见：玉满村的拆迁工程极有可能存在着诈骗拆迁补偿款的犯罪行为，甚至还隐藏着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的职务犯罪行为。
侦防局局长时敬人经请示检察长迅速作出决定：查！
两方印章露出马脚
着手调查时，检察官发现困难重重：该地块的大部分拆迁项目早已结束，被拆迁对象的房子已被拆得一干二净，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现场确认。
检察官决定追根溯源，进行倒查。但从高新区拆迁管理办公室调取的300余份拆迁协议档案中，并没有发现疑点。虽然有几名被拆迁户的补偿较高，但都有相应的证明材料，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检察官并未气馁，再次对获取补偿较高的被拆迁户进行重点排查。
在梳理玉满村“顺发建材经营部” （以下简称顺发公司）拆迁档案时，疑点出现。一张盖有“扬州河道疏竣有限公司”印章的收据有问题。
问题出在一个字上。疏浚河道的“浚”左偏旁应是“三点水”，但在这张收据上，盖着的却是“竣工”的“竣”。对于一家专门疏浚河道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低级的错误。很有可能，这枚公章是伪造的。
为什么要伪造河道疏浚的公章和收据呢？检察官推测，还是为了一个利字。
顺发公司的原址建在河边，根据相关规定，建在河岸的防汛加固工程也可算作拆迁面积。在建防汛加固工程前，必须要清理河道的淤泥。这份清淤收据，就是能够证明防汛加固工程真实存在的重要依据。检察官翻看了拆迁档案，发现顺发公司80平方米的防汛加固工程的确被算作了拆迁面积，而顺发公司前后获取的拆迁补偿也高达60余万。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检察官初步的猜测。
为了继续证实这一推论，检察官赶赴扬州市工商局，查询“扬州河道疏竣有限公司”的登记情况。结果，该市根本没有这个企业的任何登记信息。
这一发现，基本坐实了顺发公司伪造证明、骗取补偿款的行为，检察官再接再厉，继续对拆迁档案进行“显微镜”式复查，又有重大发现。
档案中有两份土地租赁协议明显不简单。这两份协议都是在2006年7月1日签订的，证明顺发公司租赁了玉满村的两块土地作为厂房。但盖在协议书上的玉满村村支部公章，编号却不一样。检察官来到玉满村村支部核对编号，发现其中一份租赁协议上的印章是2010年才启用的。
2010年启用的章，却盖在了2006年的协议上。这当然不是什么“穿越戏”，而是顺发公司老板赵广发玩的拙劣把戏。自此，一起诈骗、渎职、受贿大案浮出水面。
三名诈骗犯浮出水面
赵广发骗取拆迁款的行为已然曝光，侦查人员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固定证据。他们来到高新区国土部门，调取了2007年拍摄的航拍图。经比照发现，2007年前，赵广发租赁的土地上根本没有厂房，他申报的所谓“合法建筑”其实是2007年以后私自加盖的违章建筑。
检察官认为，钻空子的绝不仅仅是赵广发一人。他们对几名疑点较大的被拆迁户也进行了航拍图对比，发现陶浩、郑忠这两名企业主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造假情况。
赵广发等三人的行为涉嫌诈骗犯罪，不属于检察院管辖范围，案件线索被移送医药高新区公安分局。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能够肆无忌惮骗取国家数以百万计的补偿款，背后一定有国家工作人员暗中“帮忙”。检察院的侦查行动并未结束。
2013年5月15日，公安机关对赵广发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赵广发交代了伪造清淤收据、骗取拆迁补偿的犯罪事实，办案民警也从其家中搜到了伪造土地拆迁协议的原件。
打铁趁热，一番政策攻心后，赵广发、陶浩、郑忠等三人供述了隐藏于他们背后的“黑手”。
三方协作“编织”非法利益链
赵广发等人供述，相关拆迁政策出台后，他们得知自己补建的厂房都将被算作违章建筑，只能得到每平方米200元的微薄补偿，立即动起了歪脑筋。他们宴请负责玉满村项目的拆迁组工作人员邓三水、胡卫国，请他们“关心关心”。觥筹交错间，两人收受了赵广发等人塞来的红包，满口答应下来。
2013年5月，医药高新区检察院侦防局对邓三水、胡卫国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邓三水、胡卫国交代了一个重要细节：两人曾给赵广发等人出主意，告诉他们负责拆迁测评的评估公司项目经理董吉“能量很大”，可以帮他们搞到更多拆迁补偿。
赵广发等人安排了一次饭局，邀请董吉赴宴。董吉拍着胸脯保证，只要他们能出具村里的协议，证明土地租赁是在2007年之前，他就能把三人的违章建筑“变成”合法的。赵广发紧接着提出了疑问：“评估报告最后要交到拆迁办副主任张龙成手里审核，他那关怕是不好过吧！”
张龙成可是泰州地区拆迁界的“元老”，从2006年起，就担任泰州市经济开发区拆迁办副主任。2009年医药高新区成立后，他仍然负责医药高新区下属经济开发区范围内的拆迁安置工作，每年经手拆迁量高达数万平方米。
赵广发当然知道这个“牛人”的能量，但他听说此人从不收财物，恐怕不会帮忙。
董吉眯着眼笑了：“此一时，彼一时也！”
原来，2009年，医药高新区成立了专门的拆迁管理办公室，逐步对全区拆迁管理工作归口管理，翘首以盼的张龙成并未得到重用。两年后，开发区拆迁办被撤销，张龙成被调到规划建设中心任主任科员，没有了任何职务。昔日炙手可热的拆迁办副主任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张龙成觉得没有了“前程”，不如忙忙“钱程”。
2010年下半年，张龙成被安排负责玉满村部分遗留企业和村集体资产的拆迁扫尾工作。这些企业都是“老大难”，尤其是赵广发这一户，要价很高，多次谈判都没有谈拢。
张龙成很清楚赵广发等人完全是把违章建筑当成合法面积在谈。他倒是有心“关照”他们一把，可他们却“不识门路”，光在外围托人帮忙，自己也只能硬耗着。
董吉出现得恰逢其时，他先安排赵广发等人送了烟酒、购物卡到张龙成家里拜年，之后又和邓三水、胡卫国一起来到张的办公室，商量赵广发等人的拆迁补偿问题。
四人心里雪亮，赵广发等人的厂房都是违章建筑，讨论的重点就是怎么把那些航拍图上都没有的“假房子”变成合法面积。张龙成虽然神通广大，此刻也没了主意，倒是董吉的一句话让他频频点头， “反正是租村里的地，让村里出个文件盖个章，证明是2007年前承包的不就得了？”
张龙成熟谙拆迁政策，知道航拍图也只是一个辅助证明，最后都是由他点头把关。于是，张龙成吩咐董吉：“一定要让村里出个证明，你负责的评估报告也要完善。”董吉赶忙答应。
从张龙成办公室出来后，几人开始“忙活”起来:邓三水与胡卫国协助三名被拆迁户开具虚假证明，证明他们的厂房是2007年前建造的。负责项目评估的董吉出具了虚假的评估报告，再由张龙成进行了最终确认。
三名拆迁户骗得两百余万补偿款后，给邓、胡、董、张等四人送来“好处”。按照“贡献大小”，邓三水分得8.8万元，胡卫国分得4.5万元，董吉分得2.8万元，张龙成受贿1.7万元。
在三方违规操作下，共计2309.63平方米的违章建筑被算作合法建筑，共给国家造成228.74万元的经济损失。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
拆迁腐败高发，检察力促“阳光拆迁”
2014年7月13日、7月23日，医药高新区检察院分别以涉嫌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罪、滥用职权罪对董吉、张龙成立案侦查。张龙成到案后，不仅交代了自己在玉满村拆迁过程中收受贿赂、滥用职权造成国家重大经济损失的犯罪事实，还交代了其在拆迁办、规划局任职期间，收受他人贿赂6万余元的犯罪事实。
最终，经医药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张龙成因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邓、胡、董三人分别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至3年不等。赵广发等3名拆迁户以诈骗罪被判处缓刑，并处罚金10万元。
办案检察官认为，拆迁领域是诱发犯罪的重灾区。个别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拆迁进度，导致拆管不分、重拆轻管。一些拆迁人员其实是拆迁公司从社会上招募的临时人员，虽然取得了上岗证，但实际上对拆迁政策一知半解，并没有任何群众工作经验，只是“哄、吓、骗”。在拆迁过程中，还常常违反正常程序，对一些被拆迁户的无理要求无原则地妥协，甚至与被拆迁户签订“空白协议”、“倒轧账”。甚至，为了应付审计，还要求评估公司弄虚作假，“完善”评估报告。会办的审核只是相关负责人签个字，其他诸如核查、公示的程序都免掉了。多种因素结合，诱发一些拆迁人员和被拆迁户彼此合作、弄虚作假、暗箱操作、捞取好处，个别的甚至成为利益共同体，形成恶性循环，产生“破窗效应”，行贿、受贿、渎职、诈骗愈演愈烈。
案件判决后，医药高新区检察院在案发单位召开了4次案例剖析会和2次检察约谈，发出5份检察建议，督促高新区拆管办、拆迁公司、评估公司等单位进行整改。在检察机关推动下，高新区从房屋征收政策、补偿方案、补助标准，到拆迁户个人的评估审计结果、安置信息，全面向社会公开。
“阳光拆迁”的系列做法得到了群众肯定。2014年以来，医药高新区检察院接受涉及拆迁的信访数量同比下降33%。（文中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责编 易炜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