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天

　　男人失明了，身为医生的他是被传染的。

　　繁忙的路口，绿灯亮了，中间车道的头一辆汽车却停止不前，司机在挡风玻璃后面挥舞着手臂，围观的人打开车门之后，才知道他在喊：我瞎了！没有人会相信，他的眼睛清晰明亮，巩膜像瓷器一样洁白致密，然而他却一再绝望地喊着：我瞎了！我瞎了！

　　眼前一片黑暗。

　　你是否被灾难打回原形

　　医生向卫生部报告的时候，对方大吃了一惊：“活见鬼，失明症是不传染的呀！要是这个消息被公众知道了，会造成多大的恐慌？”他听罢冷哼一声：“死亡也不传染，但我们所有人都会死……”

　　一个小时以后，救护车到了楼下。门铃响了，妻子站起来去开门，但楼道里一个人都没有。她去接楼内的对讲机，之后对丈夫说：他们得到明确的命令不许上楼，他们在楼下等着，看来卫生部真的怕了。

　　夫妻俩乘电梯下去。她帮助丈夫走下最后几级台阶，把他扶上救护车，又回到台阶上把箱子提来搬上车，往里边推了一推，最后自己也上了车，坐在丈夫旁边。

　　救护车司机很不满：“我只能把他带走，这是命令，请夫人下车！”

　　妻子不动声色地说：“把我也带走吧。我刚刚失明了。”

　　这是长篇小说《失明症漫记》开启的情节。小说作者若泽萨拉马戈，199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1982年出版的小说《修道院纪事》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声誉，此后出版《里斯本之围》《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等多部作品影响深远。中国读者有幸——这几部作品都有中译本问世。

　　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向我们徐徐展开一座城市如何慢慢地坠入模糊与黑暗中，人们如何在恐惧中沦陷。

　　关于瘟疫的文学想象，文学史上不乏经典：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鲁宾逊漂流记》作者笛福的另一部著名作品——《瘟疫年纪事》，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它们同属于“疫病文学”的范畴，因其所揭示的瘟疫对人类社会的摧残而被称为“黑暗的文学经典”。

　　在萨拉马戈笔下，一批批的失明症患者被不断运往一座精神病医院。到处是白色的耀眼的光，但就是什么也看不见，伴着弥漫在空气中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混杂在一起，光似乎也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精神病院夜晚的月光映衬着高耸的楼墙，冷漠阴沉的枪管，不断地闪现在盲人白色视界中的晃眼的探照灯。

　　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人们很快像动物一样生活，随地方便，为了吃的到处乱冲乱撞。“猪，一群猪。”有人终于忍受不了这样吼道。他们还是人么？萨拉马戈冷静地判断，是的，不过他们是一群失去视力的男人和女人。

　　萨拉马戈在他的这部作品中没有给任何人安排属于他们的名字，而是用他们的特征或者职业来称呼，例如“第一个失明的男人”，“第一个失明男人的妻子”、“戴黑眼罩的老人”、“戴黑眼镜的少女”、失去妈妈的“斜眼小男孩”、“舔泪水的狗”等等。这样的称呼让故事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他们其实是失明的任何人中的一个，他们无名无姓。作者也许想说的是，当世界突然陷入一种极度莫名的恐慌，不再是你熟悉的世界时，你是否还能做回原来的那个自己？你会不会被灾难打回原形？！

　　灾难让你审判你自己

　　中世纪被称为黑死病的腺鼠疫、麻风病等曾经大流行，被人们视为超人为的因素所致，尤其看作“上帝对人类罪孽的审判”。今天的人们却可以找到平淡无奇但又重要的原因：那个时代的城市充满了污浊，满是不讲卫生的恶习，兵燹不断……

　　薄伽丘所生动描述的鼠疫，大多数病人于患病三四日即死亡。据医学史料记载，此次鼠疫大约于1333年左右发轫于亚洲内地，循着通商口岸传播到印度，经克里米亚和黑海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以阿拉伯商人为媒介传入埃及，及至1346年，中亚、埃及和欧洲南部全部被鼠疫所笼罩。1349年，鼠疫经荷兰、法国传播到英国、德国和荷兰，1351年到达俄国。

　　这次恐怖的鼠疫流行，也催生了大量疫病文学，不过，最重要的是，促成了一系列的立法措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抵制传染病的蔓延而颁布的防御法令。威尼斯及比利时颁布了瘟疫期间的封城法规，患者死亡的殡葬规制；拉古萨共和国颁布了海员管理规则，以及外来者登岸禁足30天的法令，后来延长至40天，称为“四旬斋”……

　　当然，人类对疫病的记录和书写大多以史学和医学的角度为主。据13世纪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维拉尼记载：佛罗伦萨在1348年的大鼠疫中死去了10万人以上。当时的牛津校长费兹拉尔费报告：其学生人数由6万人减至不足6000人。此次鼠疫甚至传至格陵兰岛，岛上一个村庄全部毁灭。

　　这些记载中以维拉尼和薄伽丘的记载最为经典。意大利著名医学史家卡斯蒂廖尼（1874-1953年）在其享誉世界的《医学史》中评述：他们不但对当时受灾城市凄凉景象的描写生动如画，而且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所推行的种种卫生措施。不过，“随着这剧烈的破坏所必然引起的经济后果，则是普遍的堕落犯罪与大批失业，同时突然发生了一种广泛性的反闪族人运动，而是在德国，造成了鞭笞派教徒（自行鞭责以求赎罪）的出现……一切招致人类混乱的大灾难都会产生这类现象”。

　　需要知道的是，虽然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古巴比伦人出自同一血缘，均为闪族，但通常的反闪族主义指的是反犹太主义。在欧洲的历史是，犹太人总是称为天灾与瘟疫的替罪羊。大瘟疫总是会催生种族、地域歧视，催生人类这个“共同体”的族群撕裂……

　　当时被迫害的犹太人人数众多，人们对那些不幸的无辜者严刑拷打，审判的结果当然是定罪，而大量无知的民众在愤怒的情绪中失去控制，“不顾任何法律程序，就在住所内烧死一个或一群嫌疑者”。

　　任何疫病，都会让人“失明”。这些史实如果与《失明症漫记》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看似虚构的场景，依然可以在历史的真实图景中、甚至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一对应的故事。大瘟疫中人们丧失的不仅是健康以至生命，不仅是经济和秩序；人类最大的伤，是瘟疫中恶的激发。我们该自问：我们是否可以从容保持的善与安宁？

　　无关神判，这是对自己的审判。

　　星空里是否有你要找的答案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在1546年出版他的专著《论传染和传染病》，“百度百科”中有这样一句简短的介绍：“该书描述鼠疫、梅毒、肺结核、斑疹伤寒等多种传染病，总结传染病的起因和传染规律，并介绍各种传染病的治疗和预防方法。”

　　其实，弗拉卡斯托罗还是一个地理学家、天文学家、音乐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天才诗人。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级人物具有广泛兴趣的范例。

　　当时的医生们对梅毒这种所谓的“大痘疱”还没有清晰的认知，这种疾病肆虐全欧洲。医学家们相信，这种疾病是被哥伦布的随员们前往新大陆时带来的。人们对这新病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法国人叫它是“那不勒斯病”，意大利人叫它是“高卢病”，俄国人叫它是“波兰病”，波兰人叫它是“德国病”——他们都要把这不名誉的疾病的发源地推向他国，找到一只“替罪羔羊”。直到弗拉卡斯托罗1530年出版他的长诗《梅毒或高卢病》，才使此病的名称获得统一的认识。

　　在《梅毒或高卢病》这部长诗中，弗拉卡斯托罗叙述了一个富有而英俊的青年牧人西菲利斯（Syphilis）的牧羊人拥有丘陵和草原，养了成千头牛羊。他违反古老的训诫，将阉割的羊群送去给大西岛的王阿西索厄斯，手上沾满牺牲者的鲜血，触犯了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为了对他施行惩罚，让他以及他邻国的居民都患上一种叫“Syphilis”的可怕疾病：患者腹股勾出现古怪的疼痛，甚至整夜都睡不着觉。为纪念这第一个患此病的人，于是“Syphilis”之名从此就产生了，中文将它翻译为“梅毒”。

　　如今，据WHO估计，全球每年约有数百万梅毒新发病例，主要集中在南亚、东南亚和次撒哈拉非洲。有学者指出，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LesFleurs dumal），“Mal” 指 的 是 邪 恶 ，也指疾病，那么“恶之花”的本意可能就是“梅毒开出的花”。

　　弗拉卡斯托罗的长诗写于1521年，模仿的是维吉尔（公元前70年——公元前19年）的《农事诗》，其开头读来饶有兴味：“多少多变的命运，多少萌芽，产生了一种凶恶而罕见的疾病。……它蹂躏了欧洲各地以及亚洲和利比亚的繁荣城市，在那次因高卢人而使它得名的不幸战争中侵入了意大利……我会讲述新的治疗方法，人类的智慧如何光荣地与这沉重的灾难作斗争，以及神的援助和对神的酬报。我将在大气和星空的奥秘之中寻求其隐秘的病因。”

　　那个时代，江湖庸医和迷信猖獗一时，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读到，一众秉持人文主义的科学探索者与愚昧的社会风尚与习俗不屈不挠的抗争，这些启蒙者的名字今天已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然而，他们真实的书写惠及千秋万代。

　　萨拉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下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何以愤怒？他说：“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是这个世界却不好。”但不要就此以为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在失明症漫记》那个绝望的世界中，为抗拒绝望的人指明的救赎之路，是爱和不妥协。

　　自尊者从不放下自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