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的四合院很静，东西南北十一间房，只有我一个小孩。爸爸虽然是行伍出身，对孩子的文化教育却很重视，从三四岁开始，围绕在我身边的书，是一摞一摞的，当然以小人书居多。其中我最心爱的是一套连环画《红楼梦》，是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别看只有黑白两色，但那流畅、清丽的线条，早已把王熙凤的俏丽，薛宝钗的端庄，林黛玉的婀娜，印到了我的骨血中。后来稍大些，爸爸为我订了《小朋友》，图文并茂，每期还有张乐平的故事连环画。那时谁家有闲钱为孩子订杂志？胡同里的小伙伴听说我家有《小朋友》，常常结伴而来，争相阅读；后来再大些，爸爸为我订了《少年文艺》，虽然没有华丽的图画，但内容还是很丰富的，我至今还记得一篇叫《她们》的小小说：说的是一群少年，不喜欢班里的女生，从看不惯到渐渐熟悉，从熟悉到敬佩，再到有些喜欢，写得生动有趣，简直就是我们学校生活的再现。

　　我家四合院有很多树，特别是一棵老梨树，春天繁花似雪。在夏天的花香中，在冬日的暖阳下，我常常坐在小板凳上，靠着老梨树，一本书一本书地读，老梨树像妈妈，我就是依偎在她的怀抱中，一口气读完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虽然那时并不知道俄罗斯在哪里，但对那种神奇土地上的村舍、农夫、像少女的眼睛一样在树林中熠熠闪光的湖泊，充满无限的遐想。

　　电视里，严歌苓谈及她的读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那时，我什么书都看，而且很随意，专拣爱看的情节看，为自己打下了一些很杂的，乱七八糟的基础”，我非常有同感，所谓“乱七八糟”，其实内容是很丰富的，那其中蕴含着审美、对生活的热爱、对外界的感知，还有一个孩童成长的过程，情感世界的不断丰富与发展。

　　那时我家离国子监北京图书馆很近，图书馆像灯塔，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世界的距离，我乐此不疲，一本一本地借阅着，像《红与黑》、《人间喜剧》、《阴谋与爱情》、《战争与和平》等等，那时我们院子里小孩多了起来，借来的书看完了，再互相借着看，大大增加了阅读量，弄得我姥姥成天向我妈告状：“成天看闲书，也不好好写作业，看闲书能当学习吗？”直到有一天，我把一本小册子递到姥姥跟前，那是我们那年中考的作文选，全北京共选了十篇，其中有我的一篇，姥姥惊喜地抚摸着我的长辫子，欣慰之情洋溢在每条笑纹中。

　　后来，从四合院出发，我来到内蒙古草原，冬天零下35摄氏度，夏天蚊虫成群，连马都不会骑的我，一下子面对1400只羊组成的羊群。急也急了，哭也哭了，无奈只有面对，可放羊的时候还不敢快骑，马一跑，我先摔下来，弄得老牧民时不时拿我调侃：“马不跑还叫马吗？要不你骑木头吧，木头最老实……”就这，闲暇下来，当羊在安静地吃草的时候，就像俗话里说的“如一粒粒珍珠洒在草原”，我还是要忙中偷闲，从马鞍子上挂的破书包里掏出书来看。那时可看的书太少了，实在没得看，我就看毛选四卷，从头到尾，从尾到头，起初是读不下去，后来不但读进去了，还津津有味、心领神会、满口余香。《矛盾论》、《实践论》像章回小说一样吸引着我，有些篇章我还能大段大段背诵下来，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中华民族“有广大的丰田沃土，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森林……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如《新民主主义论》中，“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我后来教书，教的是高中历史，我的课深受学生欢迎，上世纪九十年代，还被评为全国一等奖。细细想来，毛选本身就是一部最生动、最经典的中国近代史，它涵盖了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在我讲授的教材中起到了统领的作用。

　　在后来的插队生涯中，书逐渐多起来，我得知临队有一知青，藏书颇丰。放羊之余，我翻山涉水找到他，他二话没说，慷慨解囊，让我随便挑。我扑到那堆书中，挑了《青年近卫军》、《静静地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契诃夫小说选》……至今安娜与沃伦斯基在彼得堡火车站的漫天大雪中，相互对视的一刹那，还深深印刻在我的心中。后来又借了《叶尔绍夫兄弟》、《多雪的冬天》，对现代苏联有了些许的了解。

　　夜晚，皎洁的月光从蒙古包顶上射下清辉，尽管放了一天的羊，早已筋疲力尽，但我仍兴致勃勃地在煤油灯下读《青年近卫军》，当我看到最可爱最美丽的柳芭和乌丽娅受到德军的酷刑，胸中有一股火，汹涌澎湃。第二天一早，我们几个女生，庄重地、毅然决然地把最漂亮的两头小牛犊（双眼皮、大眼睛）一个命名为柳芭，一个命名为乌丽娅，以寄托我们无法释怀的悲痛。

　　再后来，我看到了一档新闻节目：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说起自己读的书，他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巴尔扎克、大仲马、莫泊桑、乔治桑、雨果……一旁的奥朗德坐不住了，起身、致意、鼓掌……我也情不自禁站了起来——

　　读书、幸福！幸福、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