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八里庄，在文学者的心里，是一处充满诱惑的地方。因为鲁院，天南海北的文学青年如潮水一般轮次涌向这里，圆一个文学的梦，这里又是一处充满梦幻的殿堂。

　　对于一个文学青年来说，如果一生中有10个必须要去的地方，我想许多人都会将八里庄的鲁院列在其中。

　　其实这里的风景一般，除了城市中常见的一些灰蒙蒙的楼房，再无别的什么可圈点的景致。过去有一条小河，附近都是一些矮小的建筑，经过一座灰白的小桥，近旁就是鲁院的大门，初来北京的人会觉得这地方偏僻杂乱，但住出感情之后，那小桥会变得生动起来，仿佛那是一个通往家园的标志。而如果是在夜晚，只要踏上小桥，就会看见鲁院那幢独一无二的楼房闪烁的灯光，明亮而又温暖，人的心里会突然涌起一股热潮，会朝着它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1990年，我从鄂西的大山奔向鲁院，我不知道会从这里得到什么，但我感觉，为了文学，我必须来到这里。在那之前的1979年，《长江文艺》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香池》，以后虽然做着这样那样的工作，但总有文学陪伴着。后来的一个春天，冯牧先生领着中国作协一行来到鄂西，我代表恩施州文化局去到三峡的巴东码头迎接，老人家当时已年过七旬，稳步登上江边一百多级石阶，喘着气一言不发地转身看着脚下滔滔江水，眼神湿润。而后他又先后行走于鄂西的野三关、腾龙洞、鱼木寨，常是用那种湿润的眼神，久久地看那郁郁葱葱的大山、古老的碑林，以及村寨里的土家人。有一天，他站在高高的山顶，俯瞰着苍茫起伏的群山，突然说，“这里是应该出文学的。”站在身旁的我心里一震。老人读了我一本薄薄的小说集《花灯，像她那双眼睛》，回到北京后，他让人告诉我说，应该去上鲁院。

　　就这样，我接到鲁院第12期研修班的入学通知，地方领导一开始坚决不同意，认为脱离了我的本职。那时我刚从建始县副县长到州文化局牵头工作，一大堆公务等着，我却要去鲁院参加文学培训，州领导觉得简直不可理喻。但文学的热情像火焰一样蒸腾着，在一种忘我的状态中，我锲而不舍奔走游说，临开学前才终于获准。

　　从鄂西到八里庄的路很遥远。巴山楚水环绕之中的鄂西，生活着古老的土家族、苗族，清王朝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有了多种文化的汇合，即便如此，土家族还是保留着许多属于自己的文化。他们敬畏天地，以跳丧的方式表达对生死的庄重泰然;他们仁侠尚义，知恩必报，一语相投，倾身与交，偶触所忌，反言若不相识;彼此有仇衅，经世不能解，待明察者一言剖解，往往贴首而服。

　　我从西南那样一个地方辗转来到八里庄，聆听了何镇邦、童庆炳等老师的讲课，对我的鄂西有了别样的回顾，在三峡的天地之间，向我走来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物，他们投以殷切的目光，使我坐在八里庄的灯光下，开始描画他们的形象。鲁院的顶楼是我们的课堂，而夜晚则是写作最好的去处，比三个人一间的宿舍要安静肃穆得多。常常吃完晚饭，到小河边溜达一圈回来，就挟着稿纸上楼，或遐想，或反刍，各位先生的讲课在脑子里化作一团火焰，使人夜不能寐。四周不仅是我，还有一些熬更守夜的同学，只听钢笔在纸上划过的刷刷声，好比春风化雨，又好比农人割麦，我在八里庄度过了许多个那样的夜晚。

　　在鲁院学习一年多，我写了一部三峡人的小说，投给《中国作家》，时任副主编的章仲锷先生将原来的标题改为《撒忧的龙船河》，发在1992年的第2期，获得当年“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相继，又写了中篇小说《花树花树》、《黑蓼竹》、《魁星楼》等，先后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刊物上，《花树花树》等被翻译，并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小说选》，这对于1992年的我来说，是非常愉快的收获。八里庄的良田和鲁院的园丁让我不断地尝试耕耘，我的文学之路从这里舒展开来。

　　近年我又多次走进鲁院，以老师的身份，面对来自全国各地那些年轻而又陌生的面孔时，我不能不祝贺他们的到来。或许他们跟我一样，也经历过漫长的跋涉，才抵达此地。替他们感到幸福的是，近些年来，鲁院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过去三人一室，没有洗澡间，常是几位女生躲到水房里洗浴，由一人看门;而眼下全都住的是带卫生间的单间，电视电脑，鸟枪换炮，不可同日而语。来的学生经过精挑细选，择优而录，显示出当代中国文坛的潜质。

　　八里庄的灯光是那样的诱人，它照亮青春和智慧，照亮无数人的文学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