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是一部艺术品真正持久的力量。杨德昌自编自导的电影《麻将》，选择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化大都市生活作为影片叙事的切入点，以初入社会、不同出身的四个青年人“红鱼”“香港”“牙膏”“纶纶”结成“轻虎队”骗财骗色为主线，织入中外、男女、贫富众多人物之间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交往剧情，揭露追求物质至上、纸醉金迷生活但却心灵空虚、精神迷茫、失去追求的社会现状。影片以惩恶扬善、悲喜悟道的极端表现手法，迂回起伏、震撼引人，凸显了导演的现实态度和对美好未来的教化主题。

　　电影通篇唯一出现的打麻将场景还是在男主角纶纶回到家里时，碰上父亲与几个老外围在一起玩麻将牌，而且这个场面不是近景更非特写。“麻将”作为片名的意义就在于这个娱乐项目的游戏规则与影片展现的内容、揭示的主题的对应关系。导演杨德昌正是试图通过片名《麻将》，来说明台北社会成为人与人之间坑蒙拐骗、设局算计的赌博游戏:人人都可能成雀，人人也都可能和牌，但却难料输赢。

　　杨德昌在讲一个青春故事，这也是一个把青春放在棋牌桌上的赌局。青春年少，梦想钱是赚不完的，最后赔进去的是自己的命。

　　影片中红鱼和他的富豪父亲成为黑道追杀讨债的目标，绑匪试图绑架红鱼，反被红鱼劫持;法国少女马特拉为寻求真爱漂洋过海刚到台湾，就成为红鱼、小活佛捕猎的目标;马特拉的英国男友的情人爱丽森，又成为香港、牙膏、红鱼的囊中玩弄之物;香港受红鱼指使去猎艳骗财安琪儿，不幸却成为安琪儿的猎物……今天你成为捕鸟雀的猎手，明天又成为被扑杀的猎物。这就是片名《麻将》确切寓含的台湾社会人际关系的现实“游戏规则”。

　　影片中，已经看清自己失败原因的父亲对儿子红鱼说:“当你赚钱赚得像我一样挡都挡不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我死的那一天，除了钱我什么都没有，反而是全世界最穷的人。”可是他所处的现实环境不能认同他经历世事后的悟道，红鱼把父亲对于传统思想的再认同误解为只不过对女人动了真情。这种误解最终颠覆了红鱼一贯信奉的“不要动感情，要动脑筋”的“至理名言”，成为对像红鱼一样崇拜金钱至上的人们精神追求的莫大讽刺。当为了免于一死，惊慌中的邱董毫无保留将自己的骗财秘诀说给红鱼时，红鱼的精神支柱瞬间崩溃，连发数弹将邱董射杀……恶被恶颠覆所形成的反讽比恶被善战胜的反讽效果更为深刻，凸显了反讽的极大张力。

　　影片充分运用色调进行渲染，浓墨重彩地表现台湾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发展状态，以冷色调来突出台湾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迷茫与困惑。

　　死亡这一意象，是杨德昌塑造个体人物形象复杂心理状态的重要手段，不仅仅是电影情节意义上的一个事件，更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逃离、反抗和批判。影片中红鱼父亲的自杀与红鱼枪杀邱董的结局，不是观众在剧情里简单看到的具体事件，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及人生的悲剧导致了人物的死亡。这是杨德昌传统道德文化观对人物形象刻画的选择，也是传统理性思辨观认同的体现。

　　影片把台湾社会高度物质化扭曲下的社会现实展现在观众面前，揭示了都市生活的复杂、虚伪、道德信念的流失，揭示了导致现代人生活痛苦的深层原因在于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影片结尾背景衬托出台北平民化的环境，当纯洁、正直的纶纶与善良、真诚的马特拉拥抱相吻时，纯美爱情和美好生活在这里得以延续，暗示着台湾应有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应当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优秀文化的有机结合。这也是杨德昌导演在电影创作过程中，思想更为积极的表现，也寓意着他的理性思辨已慢慢走出传统儒家的困境。

　　杨德昌以其《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等作品的深刻和理性，被称作“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在世界影坛享有盛誉。似乎是“文如其名”，杨德昌一生孜孜以求传统道德昌盛不衰。他忠实地用镜头记录了自己城市的历史和人性的真实，使“台湾新电影”达到国际认可的艺术水准，但过于绝对化的是与非、真与假、善与恶，以及封闭的环境、传统的思想、只有批判而无开放性思考，虽然力图增强传统文化的教化感染力，但也许正因如此，却使“新电影”走向衰落成为一种必然。

　　作品的批判性锋芒锐利，但是批判的力量却代替不了智慧的指引。谴责与批判可以是一种武器，但是结果却可能让人深感绝望。在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以治愈的社会疾病，作者却偏偏要向儒教传统去找答案，而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寄望，显然更多出于一种无奈。对于传统文化如何保留与舍弃，对于现代化如何认同与批判，这正是“新电影”带来的启示。所以“新电影”的锋芒，一直得以传承。

　　艺术家如果仅凭感性的认知而缺乏理性的透彻，沉迷于传统文化并将之作为唯一的济世良方，这在现代化与城市化浪潮的必然情势下，就成为一种乌托邦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