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说过，书非借不能读也。意思是，只有借的书，担心书主人催逼，才能匆匆读完归还。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借书看，这是小时候读书的主要途径。那时，主要看连环画小人书。既有战争题材的《南征北战》《鸡毛信》《吕梁英雄传》，也有故事性的《白毛女》《半夜鸡叫》。小学五年级时，家境较好的邻村同学泮明，上学来回，总背着装有小人书的蓝书包。但要想借来看看，哪怕用手摸摸，比摸女同桌的手还难。但他对我是例外，在路上，偷偷塞我一本。第二天，上学路上再还他。有次，一泼辣的女同学趁泮明不在，翻看他书包里的小人书，结果被泮明撞见，立马夺过书包，摔在地上，小人书撒了一地，被同学们抢来翻看，性格内向的泮明，一声断喝，大家又乖乖把书还给他。既然不肯借给大家看，那泮明又何必整天背着来学校呢?后来才悟出道理，那也是小孩子的一种虚荣心吧。你看那班里的女同学，说起泮明，眼睛就放光呢。

　　除了小人书，我还去跟年龄大的借小说。一旦借书在手，上课压在课本底下偷着看;下课趁打猪草时在地头上看，看书耽误了打猪草，怕母亲看着不让吃饭，就在篮子底下撑上树枝充数;喂猪时倚着猪圈看书，结果淘气的猪仔跑出家门，害得全家人满街上捉猪仔;晚上，煤油灯下看书，被节俭的母亲吹了灯，还得挨一顿责骂。那时候，煤油也是凭票供应，不好买啊!

　　有的好书，借了，就不想还。我也曾耍过赖皮。那是去我父亲同事家玩，看到有本《中华活页文选》，其中有《桃花源记》等优美的篇章，看完一遍，再看一遍。一年也没去奉还。直到几年后，听说那王老师赔了学校图书馆两倍的书款，这让我很是愧疚。

　　买书。是最堂而皇之的来路。可在缺吃少穿的年代，买书近乎奢侈。那时候，走过新华书店的红宝书柜台，一旁摆好多小人书。刚馋出口水，就被售货员撵走了。几分钱、一角多的书钱，咱也出不起。家里能换钱的，只有那被母亲看得很紧的鸡蛋。我亲眼看见，邻居奶奶把偷鸡蛋换发卡的小姑，从小学课堂上提溜出去，一顿暴打。我也曾偷了一只鸡蛋，打开，看看究竟蛋壳里有没有鸡仔，被母亲追问是否拿鸡蛋去换糖吃。穷则思变。从家北朐山前靶场捡来的铜弹头，成了生财小门路。放学后，就带着铁铲子，去靶场挖弹头，化出弹头里的锡，去供销社卖钱。有次，竟然卖了一元多钱，属于一夜暴富吧，一下买了八九本小人书。当抱着小人书回家，却被一顿责骂——为化弹头里的铅锡，我把奶奶做饭的铁锅给烧漏了。如今在京，手头宽裕了，一周不买书就心痒。年后，已买了近3000元的书刊。斗室书成堆不怕，就担心搬家麻烦。这次调换宿舍，除去运回老家的部分，还剩八箱，搬运很重啊。但看一眼，心里也十分惬意满足。

　　买了书，最怕别人借。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是常有的事。当然，我的很多好书，也是借出去，就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换书。以物易物，这是商品流通的法则。当用到看书上，也十分受用。小说《三国演义》《吕梁英雄传》《烈火金刚》《封神演义》等，都是拿我父亲的绣像本竖排文字《诸葛亮》，跟大人们换着看的。

　　偷书。尽管孔乙己辩解说，窃书不算偷，但毕竟还不是正大光明的好事。作家马克斯朱萨克的笔下，曾赞颂过一位失去父母，以偷书读书为乐趣的德国小姑娘莉赛尔，但这偷窃行为，并不因为读书行为的高雅而被人所饶恕。我小时候，也曾偷过书。主要是偷拿父亲的藏书。父亲锁着的老柜子抽屉，被我视为神秘的“万宝囊”。六七岁时，当我从左边开放的抽屉，伸手透过抽屉那细小的缝隙，抽出来的是一册竖排的民国教材读本。再就是三本绣像竖排的《诸葛亮》。其中“三气周瑜”的插图，至今还印在我脑海里。后来，那本《幼林读本》，被我邻居大哥卷起来做了鞭炮，那三册《诸葛亮》被同学们借没了，很是遗憾。

　　大学时，正处在青春期。看到班里几个学姐在偷看《新婚卫生必读》，几个年龄小的同学，便谋划着去学校书店偷回来，三人轮着探险猎奇。不是花不起那二角四分钱，是怕被人看到买那类书耻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父亲在京住院。我白天去北大一院护理父亲，晚上躲在供职于北大一院的二弟单身宿舍看书。父亲出院了，我也把二弟那套《金瓶梅》带回了老家。谁想，二弟一家出国时，酷爱文学的弟媳，因找不到了那套《金瓶梅》而跟二弟吵闹。可二弟也不知道那书会生了腿。后来，当二弟夫妇从澳洲回来，我说要归还他们的《金瓶梅》，二弟才恍然大悟，笑道，大哥你可是让我背了黑锅了，她以为我把书送人了，差点跟我闹翻了。惭愧得我，赶紧给弟媳斟上茅台酒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