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财之名行贿赂之实，不是什么新鲜的做法。早在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即有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

　　所获取的收益到底是投资所得还是犯罪所得，如何界定？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对两者进行区分：

　　委托理财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任何投资者都应当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赚多赚少，都由市场来决定。收益归受托人所有，损失也应由受托人承担。在打着理财“幌子”的受贿犯罪中，受贿一方为了确保固定收益，往往事先明确投资的回报率，双方之间既没有具体的投资项目，也没有明确的经营计划，作为委托一方的国家工作人员坐等财源广进，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本案中，梁爱军两次让何劲光打下借条，约定两年后的固定还款金额为300万元，即表明其投资非市场行为。

　　委托理财所获取的收益不应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投资收益与市场风险呈正相关。当双方明确为借贷关系，且约定有“保底条款”的情况下，短期内投资收益不应当高到离谱。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不应超过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以2010年人民银银行贷款月息6厘多为参照，最高不应该超出月息2.5分。按照梁爱军的如意算盘，月息达到4分之多，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应认定为受贿。受贿数额以实际“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委托理财不应损害公共、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应以合法为前提，不得以损害国家公权力的廉洁性为代价。判断一种行为是理财还是受贿，关键要看高额收益的对价是什么，是不是建立在公权力的基础上。否则所谓的投资收益不是对资金的回报，而是对权力的回报。何劲光看重的不是东拼西凑的100万元，而是梁爱军手中的权力。正如他所说：“我不向梁爱军借款，也能向他人以月息2分借到资金。因为梁爱军是正科级领导干部，我想用这种方式与梁爱军拉近关系，以便我有事找其帮忙时，梁爱军不能够拒绝。”

　　对那些“尽量避免赤裸裸权钱交易”的人而言，委托理财的确是个不错的借口，既隐蔽又不至于斯文扫地，成为不少党员干部的“生财之道”。党员干部的个人理财行为亟待规范。就在梁爱军案发后不久，建湖县委办、政府办于2015年1月印发《关于严格规范党员干部个人借贷、投资、理财等行为暂行规定》，重申了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变相受贿的各项禁令，对于保证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具有现实意义。（文  王小刚）（责编  卢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