耸立于塞纳海畔的法兰西学院，是法国驰名的学术权威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规范法语、保持法语的纯正性，以弘扬法兰西文化。成立至今，一直被法国知识分子视为至高无上的荣誉殿堂。只有那些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展现了法语精美的诗人、小说家、哲学家等才有资格入选该院院士，并且，40位院士皆为终身制，只有某位院士辞世后，方会选出继任者。法国大革命前，这些院士甚至享受皇室成员的待遇，其尊崇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其严苛的入选标准，甚至让大文豪高乃依、莫里哀、雨果等名流都与之无缘，让人不禁扼腕。2011年，阿明马洛夫成功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继承前任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第29号座席，成为法兰西学院成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黎巴嫩人。按学院礼仪，新院士要对他的前任作一番颂词。马洛夫在查阅前任生平事迹时，逐渐对其他几位前任院士的人生奇遇发生了浓郁的兴趣。于是，他觉得很有必要“下决心不再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一支家族的人去完成这份工作”。在此语境下，他的《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法兰西四百年》便应运而生。

　　按照年代顺序，马洛夫将29号座席上的前18任院士一一整理入例。这些院士的职业和政见虽各有不同，但对法兰西文化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其中，最具荣耀的是路易十五时代的首席大臣安德烈弗勒里，其权势和人气指数在当时仅次于国王，可谓不折不扣的“实力派”和“网红派”兼具的“双栖”院士。

　　最具传奇色彩的则属约瑟夫米肖，这位关心时事的历史学家，不仅撰写了十字军东征史，而且在大革命时期，曾因煽动罪被关进牢狱，政府两次都判了他死刑，结果两次都幸免于难。马洛夫不愧为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得主，他在书中写道：“我不相信复仇者幽灵，但是我愿意相信文学中有风流客幽灵，他们出没在那些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和想入非非的脑海中。在我站起来宣读我的入院演说时，米肖的幽灵应该也出现在那个圆顶下，因为我原本不认为有必要在文中提到他。他确实在那里，在我身边，而我看不见他。”

　　要说最“离经叛道”的，莫过于把耶稣称为“人”的那位宗教学家埃内斯特勒南。这位教会学校培养出的“模范生”，通过大量的学习与研究，发现《圣经》并不是一本无所不能的书，被教会奉为神明的耶稣，其实是个“人”。尽管备受争议，勒南为耶稣这个“人”写就的传记《耶稣的一生》仍然取得巨大成功，首印一万册在几天内便全部销出，之后紧急加印，仍售出超过四十万册。

　　如果要评判29号座席上哪位大咖最具科学精神，无疑首推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当年，他把批判的锋芒同样直指腐朽的教会，理直气壮地宣称“人体若出现问题，就该从出问题的部位下手，找出原因，对症下药。而不是一因病痛，就去找神甫或巫师那里讨药方”。贝尔纳对真理的坚持，一时间让科学至上的理念蔚然成风。

　　纵观这些能人异士，各有各的风骨，各有各的精神范儿，有的超绝，有的怪异，他们齐聚在法兰西学院，引领着法兰西文明逐步向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境界迈进，也从不同的维度，为净化和规范法兰西文化，推动社会的发展，奉献出了聪明才智。他们的当选，既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当时社会和时代的一种必然选择。

　　回眸29号座席上18任院士的历史轶事，不单是这些名流们的个人小照，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不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风云变迁。从封建王朝的繁盛与颓败、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的萌生、大革命风暴的洗礼、政体的“轮回”反复与共和制的最终确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每一位院士身上，都烙印下了恢宏的时代印记，他们既是时代的歌者，也是特立独行的时代弄潮儿。

　　小物件见证斑斓大历史。塞纳河畔的这一把把椅子，承载过法兰西民族的光荣与梦想，更承载过人类的不屈和坚韧。看罢《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法兰西四百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可贵的精神和品质，正是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更加文明、更加开放境地迈进的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