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唐代诗人虞世南在这首《蝉》中，仅以二十字，非但生动地勾勒出蝉的形象，而且譬连出蝉与文学的关系。这使人不禁感慨：区区小虫，何以竟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确是一个韵味深长的“谜”。

　　蝉，在古代被叫做“蜩”“螗”“蟪蛄”，在近代被称为“叶蝉”“蚱蝉”，在现代又被呼之为“知了”“伏天儿”。谁能想到，蝉的名字竟有三十多种以上呢。经过若干代文人的苦心雕琢，蝉的称谓本身便成为一种艺术结晶。人们形容女子的姣俏，常用“婵娟”“蝉鬓”；形容情感之共鸣 ，常 用“ 蝉 嫣 ”“ 婵 媛 ”“ 蝉 联 ”“ 婵娟”；赞颂高士之节操，常用“蝉蜕”等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便有“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

　　文人们如此刻意写蝉，倒不是他们故弄玄虚，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缘由。

　　蝉之所以被人重视，并非因为它是稀世罕见之珍。古诗中，不但有“春往海南边，秋闻半夜蝉。鲸吞洗钵水，犀触点灯船”的记载(李洞《送云卿上人游安南》)；而且有“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入塞寒，处处黄芦草”的写实(王昌龄《塞下曲四首》)。蝉之所以被名贤高士们赋予文学的意义，正在于它的常见与平凡。

　　蝉鸣清越，具有鼓人耳目、扣人心扉的魅力。它曾作为“图腾”之一种而领受膜拜，后来又被当作政治风标而得儆视。《周书》上写：“夏至又五日，蜩始鸣。不鸣，贵族放逐。立秋之日，寒蝉鸣。不鸣，人臣不力争。”《易经通卦验辞》上也有蝉不鸣“国多妖言”之说。连孔子也有“市有蟪蛄之声，则朝有蜩螗之沸。政之哗也甚矣”的感慨。

　　一千多年前，蝉的特殊的繁殖方法与生长规律，唤起了我们祖先研究的热情。《本草纲目》《别录》上都说“蝉蜕”有医治难产、抽风、癫痫、破伤风、失音、顽疾、风疹的奇效，并有明目退翳的作用，到了唐代，竟养蝉成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极为精致的“蝉笼儿”挂在窗户上。有人甚至还以比较蝉声的短长决胜负，并美其名曰：“仙虫社”。

　　蝉与文学“有缘”，早在《诗经豳风七月》中便有“五月鸣蝉”之兴；《楚辞卜居》中又有“蝉翼为重，千钧为轻”之喻；《庄子秋水》中又有“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之讽；《说苑正谏》中更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警。此外，在荀子的散文中，也曾喻蝉明理：“人有明德者，则天下归之，若蝉归明火也。”

　　《后汉书》记载：蔡邕在陈留，邻人邀他小宴。他行至邻舍，忽闻琴声，遂大惊而遁返家门。主人追来问他，他说：你既请我吃酒，何以琴中有杀机？弹琴者解释说：“我在弹琴时，忽见螳螂在蝉之后，我怕它伤害蝉，才以琴声相警，这莫非是有杀心而形于声吗？”蔡邕听了，腹疑冰释。此后，蔡邕又观蝉听蝉多日，有感而命笔，遂开我国《蝉赋》体之首章。

　　蝉与文学的关系盘根错节，难斩难分。据不完全统计，仅至明代止，写有著名蝉诗、蝉赋者，最少也近70家。

　　到了“五四”以后，蝉作为诗的题材少了，但将其作为散文题材来写，则大有新兴之势，并且因为写蝉，还引起过轩然大波。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一文中，写到了月夜蝉鸣，于是另一位文人，便以黑夜并无蝉声为题，与他在报刊上打了几个月的笔仗。为此，一向“锱铢有辨”的朱自清，多次于深夜栉风沐露，聆听蝉音；及至已证明自己正确时，又专门去请教著名昆虫学家刘崇乐，彻底弄清月黑蝉噤、月朗蝉唱的科学道理，写出《关于“月夜与蝉声”》这一雄辩文章，结束了这场论战。

　　文学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剖露，“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在自然界，蝉声极易撩拨文人的心弦。当万虫齐鸣时，蝉声最为亢厉；而当万籁俱寂时，蝉声则更为清远，遂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之感，又有“黄莺紫燕寂无喧，新声最好是闲蝉”之赞。文学既然是能动地反映现实，那么，作者在写作时，便不会仅作自然主义的叙述，而必然是“物以情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写蝉以言情、颂蝉以喻志，蝉声与心音便溶释化一了。

　　不过，古人将蝉尊为“至德之虫”，怕也有过誉之嫌。如若把蝉、蝉声，喻作文人自爱与文学创作的一挂警铃，也许会更有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