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

　　由经济学而法学，有浩如烟海的书籍可阅，唐纳德A威特曼等人的《法律经济学丛书》，凯斯R桑斯坦的《行为法律经济学》，戴维M瑞德森的《法律的动态经济分析》，熊秉元的《正义的成本：当法律遇上经济学》，张建伟的《法律、经济学与国家治理》……“任何人都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这是民法中不当得利制度理论的要义。那么怎样才能不让犯错误者获利呢？这需要运用经济学进行严谨的分析和计算。

　　法官审判案件一般遵循三大审案要件，一是科学意义上的事实，二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即证据，三是因果逻辑。但如果机械地理解这三点，有时候便无法解释具体的案例。卡罗尔恩斯特在与美国制药商默克公司的官司中大获全胜，在不少人包括法律专家看来，就颇有些不合法律常理。陪审团在三大审案要件均缺乏充分的理由的情况下，仅仅出于抽象的长远的对正义的追求，便认定默克公司对卡罗尔的丈夫罗伯特恩斯特之死负有责任，后者生前曾服用该公司生产的止疼药万洛，因而判罚这家全球制药巨头公司向受害人卡罗尔恩斯特赔偿2.53亿美元，其中2.29亿美元为惩罚性赔偿金。

　　人之生命价值几何？答案是：因人而异。美国政府向911事件死难者发放赔偿金，最低的是家庭主妇，为50万美金，最高的是华尔街的经纪人，为430万美金。这不是因为人命的价值差异，而是因为命案的性质不同，还因为，两者的计算方法不同，或者说两者分属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科目。赔偿911死难者，出钱的是美国政府，而联邦政府并非祸首，并非直接责任人，所以赔偿不具惩罚性质。

　　卡&默案则不同，陪审团之所以开出亿元天价罚单，目的一是惩罚坏人，二是警戒潜在的坏人，或有做坏人可能的人。根据惩戒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坏人的处罚应发挥三重功用，一是对坏人的处罚要能削平坏人违法犯罪干坏事的激励；二是对受害人的赔偿，赔偿数额要能促使受害人有足够大的维权索赔激励；三是这种处罚要对还没有乱来的人，或者说好人，能形成稳定的预期，形成可信的威胁，形成有效的约束，即能发挥“戒”的效应和功用。

　　一般情况下，人都是经济人、理性人（虽然是有限理性），在干什么事之前都会先来一番成本与收益分析。做坏事犹如做风险投资，更要反复计算利害得失、分析成本收益比率。坏人做坏事的成本包括其做事的成本，如造假酒用的工业乙醇、收购名酒瓶的支出等，如欺诈发行股票上市的保荐费、律师费、公关费等，以及被查处时的惩罚，包括被罚金额、失去自由等。惩罚又取决于被查处的概率和被惩罚的强度。

　　在洛杉矶，公共汽车门边的醒目告示就很能说明问题，告示对乘客明言相告：你可以选择在车上买票花1.25美元，或下车后买票花250美元。这即是说，逃票罚款的数额是票价的200倍。这样的惩戒规定对存在侥幸冒险心理、敢于以身试法者的威胁、约束显然是可信、有效的。看来罚款也可以很幽默，让乘客自由选择。

　　由此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同一家企业，去法规严密的地方上市大多守规守距，而在法律疏漏很多的股市混，大多变坏走歪道。前不久某企业欺诈上市，董事长仅被判刑两年，这哪里有一点惩罚坏人、警戒准坏人的意思？分明是在说，如果对违法的惩戒成了小概率事件，犹如被隔墙砸砖头砸着了，也不过伤破一点皮。

　　创造三公的市场，创造和谐的社会，我们需要先来好好运用惩戒坏人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