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是一种雅兴，也是一种随性。所谓随性，是说与人的性格有关。性格急躁如我这样的人，大致是不会有此嗜好的。

　　我所居住的稻香湖畔是一个垂钓胜地，常见此道中人不畏路远地偏驱车前来，老僧入定般地守着鱼竿坐上大半日。我见过的人远比他们钓上来的鱼多，很纳闷他们为什么要为市场上10元一斤的商品耗费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可见，钓鱼是一件雅事儿，即便空手而归，心灵上早已享用过美味的鱼汤了。仿佛那池湖水本身就蕴含着无尽的能量，一支竿、一根线，就是连接人与自然的充电器。

　　此地钓鱼原本没有收费一说，但钓的人多了，便有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拦路人”。村民自发设卡，10元一张的钓鱼票，每天也会有几百元的收入。大多数远道而来的垂钓者不与之理论，乖乖掏钱便是，但也有的人对此愤愤不平。某天傍晚，听村里的邻居说，“拦路”的小伙子被人打了。果不其然，第二天路过收费口，只见壮小伙换成了老大妈。村民是充满智慧的:对小伙子是可以拳脚论高下的，可对老大妈不行——谁愿意再多养一个娘呢。

　　从这件事情上也可看到中国收费制度的一斑。收不收费，收多少费，何人收费，都是一拍脑袋的结果。公众也惯于逆来顺受，听任公共资源沦为个人敛财的手段。偶有揭竿而起的反抗，也与暴力事件画上了等号。

　　此外，收费政策对外不对内。矮墙上的告示“禁止用红虫钓白鲢鱼”是写给城里人看的——据说用红虫钓鱼，上钩率太高。而到了傍晚，常见村民们结网捕鱼。“渔”网恢恢，疏而不漏，一网上来，从鱼的祖师爷到徒子徒孙都尽收囊中，就连身长寸余的鱼苗也不放过。

　　某天晚上，忽听湖面一声巨响，跑出去一看，原来有人在用炸药炸鱼。如此危害生态环境的野蛮手法居然还在沿用不息，令我惊骇不已。想想湖中的鱼儿活得真不太平，好不容易挣脱饵料下的钓钩，转过身来，又难逃被一网打尽的灭门之灾。

　　其实，大自然自有一本量入为出的生死账簿，假如仅限“一篙一橹一渔翁，一个渔翁一钓钩”，“鱼虾以为粮，不耕自有余”的动态平衡不难维持，可惜偏有贪婪之人要涸泽而渔，令坐观垂钓者，也不再徒生羡鱼之情。

　　钓鱼，在我们国家是没有规则的，而在欧洲一些国家则规则严苛，譬如德国。我曾在德国旅居两个月，邻居是一位超级垂钓爱好者，常常有幸品尝到他在海湾捕获的鳕鱼，并分享钓鱼给他带来的喜悦。被他感染，也想同他一起去，可他却摇头耸肩说，你没有资格的。我纳闷，钓鱼要什么资格?他说，在德国，钓鱼要有“钓鱼证”的，没有这个证，你去就违法了。原来，在德国，考钓鱼证和考驾驶执照一样，不但要通过理论课的笔试，还要参加实际的“河考”。

　　后来与一位在德国居住的中国朋友说起这件事，他对德国这种苛刻的规矩大有怨言。这位朋友因垂涎于莱茵河里的大闸蟹，打算考个钓鱼证，牛刀小试一把。他找到巴伐利亚州的一份考卷，打开之后，登时晕倒。他委屈地说:“其实我也就想抓几只特命贱的螃蟹而已，居然要连带背那么多法规条例，记那么多复杂鱼名，辨别那么多鱼种外貌习性特征，甚至江河湖海生态保护知识……我还不如一口气考个水生生物学系算了。”

　　德意志民族深具将简单事物复杂化的特长。就渔具来说，也让你惊叹不已。曾经陪伴那位邻居去买渔具，猛然发现，渔具在德国既是奢侈品，也是高科技产品:确定下钩位置的GPS卫星定位系统、跟踪水下鱼群活动的回声测量器、无线电传导的电子咬钩显示器，等等。现代意义上的垂钓已经变成了高科技产品的比拼。

　　而在中国，渔具不大讲究，讲究的是钓鱼的内涵。姜太公在渭水钓鱼，钓到了文王;严子陵垂钓富春江边，意在名节。钓鱼的姿态也是人格的一种折射:“独钓寒江雪”的是隐士;“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是名士。

　　而如我般没有此雅兴的人，当然什么“士”也不是。有时候只能遐想一下，自己也许就是一条游来游去的鱼儿。稻香湖上的那一声炮响，常常提醒我，江湖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