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上有遗训:半部《论语》治天下。想治天下的人读半部就够了，像我这样只读字词句章的人，把整部《论语》读完了，也没看出治天下的道道儿来。孔夫子说了很多治国齐家平天下的道理，却对文学创作说得不多。那么，是不是在治国平天下这件事儿上文学创作并不重要呢?如果这样认定，似乎对孔老师有失公允，他老人家虽然对文学方面说得不多但说起来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比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多精辟，多确定。后世无人批《诗经》，再批就是反孔圣人，反“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孔老师说得最好的关于文学创作的话，是下面这一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对文学创作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应该是“文质彬彬”。现在很多人写文章是“文胜质”，生活不真实，情感不真切，却能写得绚烂、宏大，像一件豪华昂贵的服装穿在稻草人身上。

　　孔老师要求写文章要像做君子，表里如一，内外和谐。两千多年了，其难甚矣。

　　因陪小女儿读书，租住在亮马河畔，夏日晚饭罢，踱步河边。河水已不多，河道里荒草茂密。还有成阵的青蛙猛烈地叫。

　　一对青年男女站在河边，对话。女:“青蛙为什么这么使劲地叫?”男:“求偶吧?”女:“不对。是散热。”他们继续探讨，我走开了，心想:他们答得都对，求偶也是为了散热。

　　去深圳公干，中午实在不想吃那个官样的大圆桌的酒饭，就事先避开他人给王小妮打个电话，要求她和徐敬亚来接我。四十分钟后，敬亚、小妮来了，我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走了。上了车，敬亚拧开车钥匙门问我:“去哪儿?”我说:“找个地方吃碗面。”他两个都会心地笑了。敬亚说:“我真心疼你天天坐在那个不自在的桌子上啊。”小妮更过分地说:“其实，你就是坐在那种桌子上，也不像领导，诗人装什么都装不像。”

　　我和敬亚每人吃了一大碗炸酱面，小妮吃生煎包。我和敬亚吃得快，就到门口抽烟，聊天。我忽然觉得敬亚实在是长得年轻，1949年出生的人竟看不出比我老，我问其故。他洋洋得意:“功名利禄全不想，最重要的是夫妻感情好，双方面对时都是白纸。心不累，就抗老。”

　　我想起亮马河里的青蛙，如果每一个青蛙都有一个如意伴侣，早就钻进荒草丛里恩爱去了，何必在那扯着脖子声嘶力竭满身大汗地喊。

　　唉，心静自然凉。

　　到“鲁院”去给几个青年诗人开研讨会，说实话，这几个诗人的作品还真是当下优秀之作。但，我一开口就说:“我是来挑毛病的。”接着就一个一个地批评过去，估计这几位听了都不太高兴。

　　研讨会嘛，就是要说“好。真好。确实好。”而我生来就不会伪抒情。我的职业是编辑，编辑就是从桌上的一大堆稿子里把有大毛病的一篇一篇地挑出去，剩下有小毛病的留下刊发。有没有完美无缺的作品，也许大概可能有;但没有完美无缺的编辑。

　　无论作品还是人，至粹无瑕仅是理想化的概念。

　　再说，当下人评说当下的作品肯定带有局限。几个当下的评论家、编辑说某人某篇好，即使不含任何盘外招也未必是真好。金子要淘洗，作品要经过时间的冶炼。

　　前年，一个朋友和我说:今年所有《年选》都有某人的名字，却实在看不出其作品的好。我心亦然，也只能一笑。

　　有人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永垂不朽，便把作品雕刻在金属、石头上，或找大评论家、编辑，甚至官员来誉美。我认为这是在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是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

　　两年前，在扬州采风，报社记者来采访，问我对扬州的印象。我说:“扬州是可以成仙的地方。”接着我说了扬州文化积淀之深厚，人在这里是如何的神思邈远。结果，文章发出来，题目是:“商震:扬州是让我成仙的地方”。前些日子，梁平兄寄来一张风光照片《莲花湖》，嘱我为其配诗。我的第一行是:“这里，是我成仙的地方”。此一文一诗均在网上。

　　一日，一朋友来短信:“扬州是你成仙的地方，莲花湖也是你成仙的地方，你是妖怪呀。”我答:“有妖的地方，就能成仙。”

　　世上果有妖乎?当然有。但不是《西游记》里描写的青面獠牙、牛头马面的样子。妖是无形的、美轮美奂的。是“情血栓”。是心的影子。是豁出性命也难治愈的病。

　　妖在暗处，现实生活中摸不到或不敢碰触。妖有时是精神的，有时要落实到肉体上。诸君可去查体，自查。若体内无妖，也不必到医院找大夫啦。

　　我希望成仙，但“希望”一词基本上是用来骗自己的。

　　我无法驱走心底的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