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健翔同志离开我们快8个月了，从2013年9月11日住进北京医院，到去年7月29日在八宝山告别，在这680多天里，我零距离感受了他乐观、坚定、向上的人生态度。每当回想起他面对生死离别的一幕幕，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

　　2013年9月15日，是他住进北京医院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主治医生把化验单递给我，看到“胸腔大量积液，右侧肺部出现癌细胞”的字眼时，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这不是肺癌吗？这不幸来得太突然了！我心如刀绞，多希望这是一次误诊！我问了医生一连串问题，主治医生耐心地给我一一作了解答。从医生办公室到他的病房，不到20米的距离，我们来回走了足足20分钟。我真不知该怎样面对他。后来，医生告诉了他病情，他反应非常平静。那天下午，我俩整整谈了两个小时，他像交代后事似的说，万一我回不去了，你要协助领导把办公室工作抓起来。今天回头看，他当时讲的“人生苦短、生命有限，活着就干、死了就算”的话，仍然掷地有声。

　　前年5月4日，“五一”劳动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健翔同志一大早就到了办公室，开始新的工作。早在春节前，院领导和政治部领导去看望他时，他就主动提出要去上班，他说没事干等于活受罪，就算写不了材料，帮着收集资料也行。领导见他病情得到控制，身体恢复不错，面色红润，身体硬朗，就同意了他的请求。上班后，除了向领导和同志们报告治疗情况、分享他逃过一劫的喜悦外，就开始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这些年，他收集整理了大量有关政治工作方面的资料，他把这些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并作了详细备注；同时把他起草的领导讲话、重要文件等列成目录，统一编号，存到优盘里。最后，他把这些文字和电子版资料一股脑儿都给了我，还郑重地对我说，家里有粮，心头不慌，这些资料千万别在自己手中断了档。过去，他经常喋喋不休地给我推荐一些报刊网络上的理论文章，我还抱怨他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后来逐渐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

　　去年7月24日，下班后，我陪同雷凤鸣大姐到304医院去看他。当时，健翔同志已经做了气管插管手术，身上接着各种仪器导管，静静地躺在床上，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微弱的呼吸。当雷大姐俯下身来对他说，健翔，我们来看你来了。他微微睁开眼睛，嘴角轻动，似乎有话要说，接着两行热泪从眼角缓缓流了下来。听着雷大姐的喃喃细语，一会儿他迷离的眼睛就慢慢合上了，面颊印着两行泪痕，苍白的脸色一片安祥，从此他就再也没有醒来。27日18 时21分，他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点能量，生命之钟永远停摆在了这里。我后来想，或许从他进入昏迷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听到了死神的召唤，就像一个久别的婴儿扑向妈妈温暖的怀抱一样，幸福地走向了天国。他对我说，军旅生涯22载，在山沟里操枪弄炮、摸爬滚打14年，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国防事业。进最高检工作的这10多年，虽然学历不高，好在有高人指点、贵人相助、亲人支持，一路走来，也算顺利，此生无憾！

　　去年7月29日，是送别健翔同志的日子。这天一大早，我就来到八宝山殡仪馆，和他的家人一起布置告别大厅。大屏幕上播放的照片，是他的家人翻箱倒柜找出来的，他属于那种见镜头就躲、见荣誉就让的人；他身上穿的那套新衣服，是他的家人前几天买来的，家里实在找不出一件像样的便服，他节俭惯了，但为了减轻院里经费负担，他多次申报手续极为繁琐的中华慈善总会赠药项目；他一米七八的个子，去世时体重不足百斤，凶残的癌细胞不断吞噬他的躯体，使他骨瘦如柴。他最怕麻烦人，或许不曾想到，在离别人世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熟悉或不太熟悉的人们赶来为他送别。多次带他到基层调研考察的老领导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步履匆匆赶来了，他们为失去自己高度信任和倚重的爱将痛心不已；曾经把他从部队接到最高检的戴中瑾老大姐也来了，看着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当年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这位退休几年的老同志止不住泪水，掩面走出告别大厅；他曾经慷慨解囊资助的战友遗孀专程从塞外也赶来了，想起当初帮她料理丈夫后事的情景，泣不成声，久久不愿离去。

　　此情无须成追忆。现在，每当我看着他曾经用过的电脑、电话，眼前总会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耳畔时常响起他的谆谆教诲。我可亲可敬的兄长、领导、同事、战友！你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欣慰：你精心帮带的政工队伍，正日益壮大；你倾注汗水的检察改革，已迈出坚实步伐；你为之献身的政工事业，生机盎然。我们一定会继续扛起你未竟的崇高使命，续写检察政治工作新的荣光！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