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11日，伴随着清脆响亮的法槌敲击声，震惊全国的“中科创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案开庭。不少专家认为，此案可能形成“判例”效果，为我国司法介入证券侦查提供借鉴，也将对证券市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我时在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跟踪了案件审理并亲历案件报道过程，至今记忆犹新，在股市动荡的今日，仍有许多东西值得思考。

　　中科创业，前身为深圳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饲料业和养殖业为主的老牌上市公司。1999年12月，康达尔突然爆发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变革，股东大换血，经营大转型，名称大变样，一个彰显高科技网络概念的明星集团——中科创业闪亮登场，股价连续飙升。2000年2月14日至18日，连续5个交易日大幅上涨，一周内累计涨幅60.72%，最高站到84元高位。然而到2001年1月，深圳综合指数上涨而该股却大幅下跌，连续10个交易日走势异常波动，流通市值蒸发50亿元。中国证监会警觉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媒体的采访申请络绎不绝，考虑到案件的疑难复杂程度以及公诉人的庭审压力，上级暂不允许检察机关作宣传报道，以便承办人集中精力全力公诉。但当法院公告此案公开审理后，各路记者使出浑身解数争取进入庭审现场，法庭内座无虚席，法院大门外有众多焦急等待的记者们。

　　鉴于庭审期间检察机关不作宣传，我带领另一名同志连续4天旁听了庭审的整个过程，一方面了解庭审动态和公诉人庭上表现，为今后宣传积累素材;另一方面掌握媒体报道重点，应对突发情况，尤其避免发生记者围堵公诉人要求采访，确保公诉人不受任何干扰。

　　虽然对案情很了解，对公诉人的出庭能力和水平也有坚定的信心，但当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吴春妹、书记员张庆芬落座公诉人席，与对面辩护人席上11名律师“阵容”相比，还是感觉力量反差强烈，500多本诉讼卷宗堆积在公诉人身后，也压在我们心里。旁听席上有人窃窃私语:公诉力量单薄吧?看着太年轻了……头两天庭审主要是指控犯罪和法庭讯问，平稳而顺利。首都各大媒体迫不及待地开辟专栏、专版报道此案，宛如平地起炸雷，震动程度从《谁操纵了股票交易价格?》《“中科创业”股价操纵内幕》《操纵“0048”警醒证券公司》等标题中窥见一斑。

　　也许示证和质证过于专业，也许经过两天的报道媒体已找不到新的热点，也许记者们努力想挖掘案件之外的“隐情”，到第三天，报道更多出现猜测和臆想，比如，《未解谜点透析》《中国股市走向扑朔迷离》《难以见光的交易黑幕》《还有谁与“庄”共舞?》等等。这时我接到《检察日报》一位领导电话，他说，面对如此大案和纷乱报道，一定要有我们检察机关自己的声音，要对社会关切做最专业最权威的回应，要真正展现公诉人的庭上风采和公诉水平。我也有同样的认识，于是向主管领导汇报了三天庭审状况和媒体报道的社会反响以及可能出现的风险评估，提出建议在整个庭审结束后，在《检察日报》和《中国证券报》做专访，避免宣传的被动。经研究，上级同意了我们的方案。

　　最后一天的辩论非常精彩。记得第二被告人董沛霖和其律师辩称操纵股票交易价格的真正实施者是吕梁和丁福根，董只是受了吕梁“巴菲特理论”的诱导。公诉人坚定地回应:巴菲特理论的精华在于购买的是公司，而不是股票，而这一切建立在对公司的信心上，买的是公司的未来，显然吕梁根本不可能用自己的行为完成华尔街神话。大量证据证明，他购买公司的目的很简单，是发布信息控制股价。董沛霖知道吕梁准备坐庄买卖0048，需要大量资金，不仅自己融资，而且还组织他人融资，甚至帮助吕梁逃避证监会监管……公诉人从犯罪本质入手，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十分有力。随后，《“中科创业”案公诉纪实》和《我出庭中科创业案——对话公诉人》深度专访出炉。

　　案情揭示出中国资本市场已然滋生出另一种“支撑体系”:由策划组织者、资金供应者、资金掮客、操盘手组成的高度市场化组织形式。庭审结束，案件中曝光的126家证券营业部成为关注焦点，如何规范证券公司行为也成为热议话题。二分院结合办案分析发案原因、提出整改建议，对126家证券营业部一一发出《检察建议书》，因此还获评最高人民检察院“最佳检察建议”。

　　从事宣传工作多年，跟踪过许多大案，收获颇丰，感慨良多。中国股市风雨飘摇，潮起潮落几十年，救市无魔咒，成熟待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