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一个月集训结束，我如愿被分配到起诉科。起诉科有14个人，对于只有四五十人的检察院，这俨然是超强大的阵容了。

　　我所在的办公室里安排了三组六张办公桌，西墙上整整齐齐挂着一些工作规定，东墙上有个门连通科长和内勤的办公室。没等坐稳，“师傅”就对我说:“明天去外调，快去办公室要车，晚了就没了。”那时的办公室承担现在政工、调研、行政后勤以及法警的职能。

　　“师傅”是个女的，个子不高，一根大辫子很精致地盘在脑后，眼睛不大但很明亮，检察服穿在身上平平整整，裤线笔直，一派很精干的样子。她的肩章和别人的都不太一样，一圈黄边是用金色丝线绣上的。那时检察院办案就是“一检一书”的搭配，书记员统称检察员(助理检察员)为“师傅”。

　　第二天一大早，一个法警开着一辆军绿色挎斗摩托车就在楼下等我们了，引来科里其他同事无比羡慕的表情。

　　后来我才知道，院里一共有6辆车，一辆老上海轿车，一辆212型和一辆121型吉普，两辆挎斗摩托车，还有一辆“三蹦子”。那辆轿车表面上看着光鲜，但经常趴窝。听师傅们说，老检察长经常下车推车。一次开会回来，老上海半路又熄火了，大冬天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老检察长穿着棉袄棉裤冻了个透心凉，最后搭过路的马车回来的。两辆吉普一般也轮不上我们坐，只有到上级机关开会或出县城到更远的地方外调才会派上用场。那辆“三蹦子”好像是柴油机，后边扣了个铁皮篷子，专门为院里拉些办公用品，有时也会为有需求的干警家里拉冬储大白菜和煤球之类的。当时的北京区县检察院大都如此。

　　“挎子”就成了我们经常用的外调工具，抢“挎子”也成了对书记员能力的考验。抢到的欣欣然一路冒着烟就走了，抢不到的悻悻然，骑上自行车一路摇着铃也走了。

　　要车不易，外调的准备工作就要格外细心。黑皮革文件夹是工作必需品，打开黑皮夹，右边装笔录纸，尺子;左边装红色印油盒，小刀;中间插两支钢笔，必要时还得外带一瓶墨水以备不时之需。做笔录有讲究，字迹要工整，纸面要干净，重点要突出。到了现场，手绘一张现场图，尺子就派上用场了。最后核对笔录时发现有错别字，用刀尖儿轻轻地刮掉然后用钢笔尾端蹭平滑，再把正确的字填上去，几乎看不出修改的痕迹。这在现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一字之改，嫌疑人没有确认摁手印，或非法证据排除，或涉嫌弄虚作假，后果严重。

　　有一次我们好不容易抢到“挎子”，开离单位有四五里地，突然发现没带印油，师傅惩罚我跑回去拿。那一次记忆深刻，从此再也不敢粗心大意，外调前该带的东西一件一件核对，写好的文书逐字校正外加朗读一遍。

　　那时候外调是件当然又平常的事儿，公安机关移送过来案件中的证据都要去一一核实，几乎没有把被害人、证人通知到院里来询问的。有一次我们骑自行车走了十几里路到一个村子去找被害人，从村东找到村西，最后是老村长带着我们到自留地里找到的，田埂路边的大杨树下就把笔录做了。

　　前几天，一个年轻的承办人向我汇报一件寻衅滋事案件，案情很简单:一个工程项目要被另一个开发商接管，执行经理找到保安公司队长，吃饭的过程中交代尽量用“软方法”。第二天一早在工地大门口会面时执行经理才发现来了60多名保安。进入工地后，执行经理简单安排几句就到一间办公室喝茶去了，结果外边双方保安发生打斗，造成原工地保安两个轻伤几个轻微伤。混乱中不知谁拉了闸断了电，也不知谁拆了监控。承办人滔滔不绝:此案经过向公安机关两次退补，无法认定执行经理构成寻衅滋事罪，应当存疑不起诉。首先，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执行经理有寻衅滋事的故意，无法证明之前他们有过商议使用暴力。第二，在案嫌疑人供述以及相关证人证实，发生打斗时执行经理确实不在现场，对现场发生的状况并不知情……我打断了承办人的汇报，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去过现场吗?工地是相对开放的还是绝对封闭的?有现场图吗?执行经理去喝茶的办公室是楼房还是平房?距离现场多远?承办人支吾不清。我要求他们:现在，亲自去现场!第二天，承办人拿着现场图来见我，从图上看工地只有一排平房，打斗现场就在平房前空场，那间办公室距现场不足十米……

　　这个案件使我又想起当年的外调，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校园寝室等等，都曾留下过我们的足迹。现今，一个基层院的刑事案件比当年多百倍千倍，人员远不足当年的占比，案多人少，成了基层院的常态，但人员素能比当年高得多，别说法学学士，就连硕士博士也比比皆是。法律经过多次修订，执法理念也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对关键证据的“亲历性”仍当坚持和强化，在审查关键证据时应认真听取嫌疑人辩解和律师意见、被害人和关键证人的证言、破案经过和鉴定人意见，把死板的书面证据还原成真实的现场细节。证据本身是实体公正的重要实现者，同时也承载着程序公正的重要使命，无论何时，至关重要。

　　感谢我第一任“师傅”，她教会我对检察官职业的态度，她叫侯月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