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接一词是在小学课文《米丘林》里学到的。嫁接似乎只适于植物，动物里异变的骡子、狮虎兽，叫杂交而不称嫁接。似乎动物与植物也不能嫁接，“冬虫夏草”，绝对不是“冬虫”嫁接在“夏草”上的结果。

　　倘若引进外来文化，先把原有的本土文化打扫干净，在一块空地上进行新文化的繁殖和培育，这根本不可能。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如何相处，是平行发展、相安无事，还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是前者把后者同化吸收，还是后者把前者取而代之?当然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通过杂交、嫁接融为一体。当然，在文化问题上，人们通常不使用杂交或嫁接这样的概念，一般称为“结合”。

　　1989年，美国耶鲁大学资深教授、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应邀到北京大学作系列讲座，演讲内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他在演讲中，介绍了许多西方人士介绍、评价中国文化的事例，其中就涉及文化嫁接问题。

　　埃兹拉庞德(1885—1972)是美国诗人。此人思想十分复杂，他反对资本主义文明，强调借鉴东方智慧。“二战”中，他吹捧墨索里尼，利用广播替法西斯作宣传，反对美军的作战行动。“二战”结束前夜，他在意大利被捕，只带走了《四书》和中文词典。他后来被美军以叛国罪拘留，成为美国建国史上第二桩叛国案。他在关押期间，创作了《比萨诗章》，多处用诗的形式介绍孔子思想。他的诗，儒家著作的引文遍布字里行间，零星的汉字散见于英文诗页。虽然这两种从外形都极为不同的文化符号被生生地嫁接到一起，显得刻板和生硬，然而，汉字作为鲜明的可视成分，的确是他创作的特点。他甚至坚信，汉字图画似的可见性使汉语比西方记录语音的文字更具体，更抵御抽象。然而，这还只是形式上的嫁接，在内容上，他同样对中外两种文化进行了嫁接。

　　《论语先进》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弟子们分别阐述他们的“中国梦”，最后由孔子作点评。庞德一首名为“孔子漫步”的叙事诗说的就是此事。庞德按照自己的理解，叙述了孔子与弟子的对话过程，除了将孔庙的柏树理解为“杉树林”，把“宗庙”理解为“小小的山庙”与原义不合外，庞诗与原文还存在一些明显区别。他在创作中改造了《论语》中一些意象，比如，曾皙的“浴乎沂”，被他写成“古老的池塘，孩子们扑通扑通跃入水中”。在史景迁看来，“这是一幅美国儿童的理想图景，就像哈克贝里芬生活的乡村里的景象”(《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比如，“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说明孔子已对弟子们的评价选边站，他不赞成子路的态度，对冉有、公西华的说法未置可否。

　　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仕”的使命是“克己复礼”，而“克己复礼”的具体要求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因此，孔子明显赞赏曾，大概曾皙的观点更能体现孔子建立礼乐秩序的愿景。但庞德却这样写，“他们都回答对了，也就是说，各自遵照各自的天性”(《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这显然与原文不符。庞德的改造，是对孔子的嫁接，他是将欧洲文化的接穗嫁接到中国文化的砧木上，而这枚“接穗”就是尊重天性。史景迁指出，“庞德是在把某种普遍的尺度带入人类文明史”，而这显然是对孔子形象的拔高。

　　用遥远的思想解决现世的问题，当然要抬到最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国文化虽然强调“天人合一”，但在国人的文化心理上，更强调改造自然与利用自然。比如，动物中的金鱼，被改造得失去天性，成为臃肿、蠢笨却被视为雍容、华贵的观赏与象征物。比如，植物中的树木，被改造得失去天性，成为扭曲、畸形却被称为咫尺千里、以小见大的“盆景”。清代文学家龚自珍曾作《病梅馆记》对此提出批评。比如，中国的园林，无视山水、生物、生态的天性，在方寸之地凭空制造假景，以体现主人对大自然的向往与占有，而这却被视为模山范水，取法自然。流风所被，近年屡屡出现的大树进城，就是中国园林文化的病态。中国教育，无视青少年的体质、气质、兴趣与天性，按照成年人的愿景，把“学前班”“校外班”当作“神童作坊”“天才工厂”“状元车间”，从而戕害和摧残了青少年的身心，而这并非危言耸听。

　　庞德诗末的“各自遵照各自的天性”，实际上体现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与教育思想。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尔》一书第一卷开门见山地写道:“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要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强使一种树木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像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像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欧洲人有什么先见之明，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也以种树为喻，阐述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思想。然而，当今的人们，似乎只剩下功利，至于某些文化形态是民族固有的，还是国外嫁接的，就少有人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