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岁那年，父亲成了“反动技术权威”，哥哥成了“黑五类”子女，分别被工厂的“造反派”和学校的红卫兵拉到台上批斗，父亲只因为说了句“外国也有好产品”就被人举报，罪名就是崇洋媚外。家里值钱的、“封资修”物品，甚至父亲出国配发的大衣，都被抄家悉数抄走了，他们还要抄走家里的书刊。母亲毕业于上世纪50年代的师大中文系，跟着参加国防工业建设的父亲来到湘南，在厂办学校里任教。来时父母箱笼里尽是书籍，后十余年中又多有斩获，所以家中藏书颇丰。见视为生命的书籍也要被掠走，母亲以教学需要为由力争，才有所幸免。

　　后来父亲病倒后因救治不力离开了人世，尸骨被草草掩埋，至今也不知埋在何处。哥哥也被迫去穷乡僻壤接受“再教育”。夫丧子散的惨痛，令母亲一夜之间两鬓斑白。接着，我和母亲被“造反派”从楼房里赶出来，搬到学校原本做库房的屋子居住。那间小屋没窗户，又矮又黑，夏日闷热无比，蚊虫泛滥，冬日寒气逼人，又冷又潮。

　　记得那是一个早春的清晨乍暖还寒，一夜的潇潇夜雨，淅淅沥沥地打在屋外的那几支湘竹上。母亲大概发现了我的情绪低落，在家中的藏书中搜寻出了几本书皮已破旧的古代诗文选。就在简陋的桌旁坐下，望着门前竹，在“窗前翠竹三五竿，萧洒风吹满院寒”的意境中，母亲让我阅读她在书中选取的章节。母亲讲起了竹，讲起了“斑竹一支千滴泪”的故事。“君当如竹”，这是母亲的结语。

　　16岁那年，我高中毕业，来到湘南的一个小山村“广阔天地炼红心”。我们是三十几个人的知青点，砌墙、烧砖、长途挑沙石盖住房，吃的粮食、蔬菜，一切都要自给自足。一年四季，我们在泥水深到膝盖的水田中打着赤脚干活。冬天寒风刺骨，夏天头顶日晒，田里热气蒸腾，还有蚂蟥叮咬。每天披星戴月、早出晚归，还是挣不回吃饱肚子的口粮工分。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每天收工以后，我都会在用砖头支起的木板床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在文字中感受快乐，忘记困苦。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凭着较好的基础和长时间的阅读习惯，我迈进了大学校门。毕业几年后，我进入了检察机关，从法律的门外汉到能够运用法律办理各类刑事案件，读书学习成为了我工作生活的一部分。办公室书柜里熠熠生辉的奖章、奖杯、奖状，见证了我们这一代检察人的赤子之心。

　　记得十几年前，上小学女儿写的一篇作文的题是“灯光下妈妈的背影”，写每天她躺在床上睡觉时，看到我在灯下阅读写作的背影。我会经常找出家里残存的旧书旧杂志，给女儿讲起当年潇湘妹子夜读书的故事，讲这个潇湘妹子的母亲在仓库里讲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