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鹏宇
□本书不仅立足理论，强调吸收两大法系的合理之处，而且从司法实践角度出发，对于刑事证据审查，提出分解验证、双向对比、综合分析逻辑递进的三步法则，主张先形式判断、后实质判断的“二分法”，构建起“以客观真实作为一种应然追求，以法律真实作为现实底线”的二元主义证明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可行、高效的证据审查方法。
近年来，在我国刑法学领域，刑法解释学得到了长足发展，甚至某种程度上形成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的基本立场之争。但是，在刑事诉讼法学领域，刑事诉讼法解释学发展还较为落后。李勇检察官的新著《刑事证据审查三步法则》一书，不仅立足理论，强调吸收两大法系的合理之处，而且从司法实践角度出发，对于刑事证据审查，提出分解验证、双向对比、综合分析逻辑递进的三步法则，主张先形式判断、后实质判断的“二分法”，构建起“以客观真实作为一种应然追求，以法律真实作为现实底线”的二元主义证明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可行、高效的证据审查方法。
对瑕疵证据应当进行实质判断
该书提出，分解验证“作为‘三步法则’中的第一步，解决的是证据能力问题”。在司法办案中，司法人员审查证据时首先要解决的是证据资格问题，而证据资格就是证据能力。在审查证据能力的过程中，司法人员应当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查，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据才具有定案资格。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有可能是瑕疵证据，有可能是非法证据。对于瑕疵证据，经合理解释或补正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对于以刑讯逼供、暴力或者威胁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是，对于书证、物证存在瑕疵的，不必然要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即涉及认定标准问题，也就是说，在何种情形下，不符合法定程序的书证与物证应当被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此，该书提出了“先形式、后实质二步式审查法”，即对是否违法取证先进行形式判断，再通过实质判断确定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实质判断应遵循四项规则：人权规则、痛苦规则、真实性规则、自愿性规则。只有实质上违反了该四项规则，才可以认定为非法证据。
因此，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坚守“疑罪从无”原则的基础上，对于瑕疵证据，要敢于面对辩护方的质疑，从实质解释出发，判断该瑕疵证据是否违反了上述规则，对于实质上确实属于非法证据的，应当予以排除。否则，应予以补正后继续使用。
在双向对比中解决证明力问题
该书以较大篇幅论述了证据能力问题，只有证据能力适格，才能进一步审查证据的证明力，这是双向对比环节要解决的问题。对比即对案件中的证据材料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和对照，审查其所印证的内容是否一致，以解决证据的证明力问题。
从历史角度来看，证明模式先后经历了神示证明模式、法定证明模式、自由心证证明模式三个阶段。自由心证证明模式是现代刑事诉讼所普遍采用的模式，其根本观点是对各种证据的证明力，由司法官根据理性和良心，自由地依法作出判断。我国的证明模式其实也是自由心证模式，但与严格意义上的自由心证模式有所不同，差异在于我国更加注重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更加注重证据的内在一致性，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印证证明模式。印证证明模式强调孤证不能定罪，强调仅有被告人的供述而无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但是，证据之间如何达到相互印证，以及证据之间是否是真正的相互印证，需要进行实质判断。证据能力审查是前提，只有证据能力经审查适格，才能够进入双向对比阶段，进行证明力的判断。在证明力判断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重视客观证据审查。公诉人在审查证据材料时，不应轻信任何一方的言词陈述，更不能“重言词证据轻客观证据”，要先从客观证据出发进行审查，深入案件事实中，分析言词陈述是否合理。要坚持亲历性原则，对于证言存在矛盾的地方，需要当面复核，以防止印证形式化。
二是对供证完全一致的情况要格外慎重。供证完全一致是言词证据的理想状态。但是，不同的人对于案件事实的描述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供证之间陈述完全一致，甚至细节方面、笔录上的错字、笔迹涂改等均完全相同，则需要慎重对待。尤其是对于被采取非羁押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其口供与其他证人证言完全一致时，应警惕是否存在串供的可能性。
三是切勿出现“印证”的绝对化。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绝不是任何地方都不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而是指事关定罪量刑的事实情节必须达到相互印证的状态，且不能出现逻辑上的矛盾，对于非主要情节的冲突与矛盾，在合理范围内是允许的，也是客观存在的。
综合分析中二元主义证明标准的运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均规定为“证据确实、充分”。学界一直有关于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争论，进而形成了“法律真实说”和“客观真实说”两大学说。对此，作者提出“客观真实作为一种应然追求，法律真实作为现实底线，既是司法实践真相的呈现，也是一种务实的学术立场”，此即二元主义证明标准。办案人应穷尽手段去发现事实真相，穷尽可能去收集证据，尽最大限度接近客观真实。当能收集的证据已经全部收集到位，能采用的手段已经全部使用完毕，仍然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即法律真实也没有实现，则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事实上，二元主义证明标准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从公诉人角度而言，审查案件时，首先要充分理解刑法法条、司法解释、会议纪要等各种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然后，要全面审查证据材料，努力寻找客观真实，发现客观真相。在分解验证、双向对比阶段，需要对瑕疵证据予以补正，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证明力较弱的证据进行补强。最后，应当坚守法律真实底线，穷尽现有条件进行查证后，根据“现有”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对无法达到法律真实底线的，应坚持“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予认定。
在犯罪轻刑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尤其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深入适用情况下，对于轻微犯罪案件和重罪案件的证据标准是否可以有所不同，学界仍有较大争议。受限于我国的现实情况，目前仍不宜对证明标准有所降低，然而，如果所有案件的证据标准毫无差异，那么案件繁简分流实效将大打折扣。对此，作者提出以证据标准的差异化来推动案件繁简分流。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即对于案件事实清楚简单，且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均适格，又符合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对案件的证据标准适当放宽。证据标准的放宽不代表证据之间应相互印证的状态可以放宽，而是指依据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根据现有证据已经能够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例如，在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故意伤害案中，即使没有监控视频和目击证人，如果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能够相印证，也可以予以认定。当然，在放宽证据标准之前，仍应当严格进行分解验证和双向对比，即严格审查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很喜欢本书自序中的那段话：“对于证据问题，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心理，始终坚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态度。”这是一本理论性和实践性均很强的著作，书中充满的是人道主义情怀和对法律底线的坚守。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