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侧记

　　史兆琨范跃红

　　保险公司反映存在车险诈骗现象，经审查被认定为民事案件，不予立案。在民事诉讼败诉后，保险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裁判结果监督。检察机关审查后有哪些发现，又是如何运用大数据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系统治理的？

　　在破产财产分配中，劳动债权优先，这本来是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实践中却有人“钻空子”，虚构劳动债权套取财产分配，侵害真实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导致破产财产分配不公。对此，检察机关是如何通过大数据实现精准监督的？

　　……

　　这些内容都可以从今天上午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中找到答案。上午9点，在浙江省检察院的主会场，深蓝色背景的大屏幕上，流动着一组组数据、一张张架构图，配以翔实的解说，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的5个优秀作品——车辆保险理赔监督模型、破产领域虚假劳资债权监督模型、政务数据云监督、网络司法拍卖监督模型、“非标油”偷逃税监督模型，吸引着线上线下全国四级检察院与会者们的注意力。

　　助力实现违法线索发现的革命性飞跃

　　作为第一位进行汇报演示的嘉宾，浙江省绍兴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章芳芳落落大方走上主会场讲台。

　　“我们对保险公司提供的几十份裁判文书审查后发现，单个案件没有异常，但具有原告频繁起诉，且并非车主本人、未经保险公司定损等共同特征。于是，我们决定用大数据对更多的车险理赔裁判文书进行分析，也产生了建模的想法。”章芳芳表示，在自建的“民事裁判文书库”中，该院以绍兴地区5年来60余万份文书为模型排查范围，以“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为案由，根据“原告频繁起诉”的案件特征，确定“同一原告或原告代理人起诉2次以上”为筛选要素，对文书进行初次筛查，发现该地区涉车辆财产保险文书达800余份。

　　经过要素筛查、关联分析后，绍兴市检察院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最终查明：车辆发生事故后，某汽修厂第一时间派人到达现场，以帮助拖车、免费维修、代为理赔等为由，将车辆拖至厂内，并诱骗车主转让理赔权，同时又以隐瞒车辆去向或借故拖延等方式阻挠保险公司定损。随后，通过虚增维修项目扩大车损，对保险公司不认可车损的，委托利益勾连的评估机构作评估定价，又以评估报告为依据，派人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理赔诉讼，获取非法利益。据此，该案涉及的某汽修厂诈骗团伙最终被捣毁。

　　章芳芳在汇报时提到，在该案办理基础上，绍兴市检察院还着力拓展类案办理。“对于类案中发现的法院、行业主管部门存在制度性漏洞问题，我们制发了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并获采纳，促使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增加类案检索环节，明确‘车损评估必须经过现场查勘’的鉴定要求等……”记者了解到，这起运用模型办理的车辆保险诈骗监督类案还被写入今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刚才的汇报演示告诉我们：仅仅依靠单个案件的材料，发现不了蛛丝马迹。但通过社保、户籍和裁判文书信息进行碰撞比对，就会发现有不少车辆事故竟然集中在同一年、同一家、同一公司。由此而知，大数据监督，可以助力实现违法线索发现的革命性飞跃。”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在主持会议时表示。

　　给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添上“翅膀”

　　有数据显示，劳动关系领域已经成为虚假诉讼的重灾区之一。破产财产分配中，劳动债权优先，本来是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实践中，却有不法分子“钻空子”，虚构劳动债权套取财产分配，侵害真实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导致破产财产分配不公。

　　“过去，在涉及虚构劳动债权有关案件办理中，监督线索发现难，监督工作碎片化，监督成效不理想等问题较为突出。由此，我们产生了构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设想。”在汇报演示中，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智慧检务保障中心副主任卞叶介绍，利用模型，苏州检察机关从个案办理向类案监督转变，陆续发现相关公司涉虚假劳动债权线索24件，已经提出监督意见12件，移送犯罪线索3件，剔除虚假劳动债权327万元，有效维护了真实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事专员黄美媚对卞叶在演示汇报中提及的一组数据印象深刻——2021年，全国法院审结破产案件1.3万件，涉及债权2.3万亿元。“由此可见，模型应用前景较为广阔。检察监督装上‘数字大脑’，可以更好助力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从监督质效上看，大数据对于检察监督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添上了‘翅膀’。”黄美媚代表说。

　　记者注意到，此次会议演示汇报中提及的法律监督模型内容多与司法实践密切相关——

　　由于行政执法具有涉及面广、案件数量大、专业性强等特点，在传统工作模式下，对涉嫌犯罪被降格、拆分作行政处罚等，存在发现难、移送难、监督难的问题。2021年12月，湖北省检察院构建的政务数据云监督平台，从行政执法部门共享的103万信息中推送了一条线索：余某亮在长江非法采砂，涉嫌非法采矿罪。该院迅速督促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挖出了以余某松、余某亮为首多次在长江相关江段“采、运、销”涉砂作案的犯罪团伙。

　　网络司法拍卖因便捷、高效、跨地域等特征，成为法院以拍卖方式处置财产的首选。但在实践中，存在有些被执行人利用规则漏洞铤而走险的情况。浙江省丽水市检察机关依托网络司法拍卖监督模型，开展全市网络司法拍卖民事执行监督专项活动，并将“一域突破”及时转化为“全省共享”。截至目前，已经通过模型从浙江省34万份网拍数据中筛查出程序性监督线索3636条，制发纠正型检察建议478件，推动了法院监督网络拍卖公示更加规范化。

　　2019年，浙江省嵊州市检察院收到一条群众举报线索，称“有地下流动加油车和黑加油点”。经过调查和抽检发现，涉案“非标油”的含硫量竟超过了国家标准限值的184倍。该院开始探索构建“非标油”偷逃税监督模型。经过细致调研后，该院对模型进行了迭代升级，现在已经在北京实现异地应用。据悉，此经验做法获得浙江省委主要领导批示，并已推动省政府成立“成品油综合智治”工作专班。

　　一场法律监督模式的重塑变革

　　发挥大数据对于法律监督的“撬动”作用，既是必须把握的时代机遇，又是绕不开的时代课题。

　　今年上半年，最高检党组部署组织开展首届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这在我国检察史上是首次。经过多轮专家初评、复评，最高检从各地报送的近600件参赛作品中，推选出55件优秀作品。此次会议中演示汇报环节展示的优秀作品正是其中的5件。

　　数字检察不单是手段的革新、工具的升级，更是在整体上推进“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法律监督模式重塑变革。“在党中央决策部署下对数字检察建设作出具体安排，关键是以更优的制度机制、更强的素质能力抓好‘九分落实’。”“各级检察院检察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要把实施检察大数据战略作为‘一把手工程’，积极思考谋划、狠抓部署落实，靠前协调解决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在会上提出明确要求。

　　如何使分别构建的监督模型集成贯通？会议结束后，在浙江省检察院大数据中心，浙江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胡东林对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进行了演示。“立足平台的数据中心、建模中心和场景中心，可以推进监督模型的‘一地突破、全域共享’，使检察官有一个日常开展数字办案的阵地。”胡东林说。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四川省委副主委、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主任李正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数字检察扑面而来”形容与会感受。他表示，数字时代正为检察监督打开一扇前所未有的“新大门”，让检察机关不再局限于个案审查、卷宗审查、人工审查，通过数字赋能，最大程度激发了“数据”对检察监督的叠加、倍增作用，让监督线索发现难、工作碎片化、质效不突出等瓶颈问题有了新的“破解之道”，赋予了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全新的方式和手段。

　　（本报杭州6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