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饭后随笔》里讲到明清两朝有俗语：起个号，刻部稿，讨个小。读书人稍自觉有点出息，便赶紧要来这个“三部曲”，真是“雅得一塌糊涂”。谐趣之中见嘲讽，入木三分。

　　我未曾“出息”，想以后也出息无望，于此“三雅”中只占了“起个号”——“寸步斋主”的“雅号”伴我近二十年矣。寸步者，致慨于半生蹭蹬，取“寸步难行”之意也。每个人心中都有座牢笼，也许我是想提醒自己打破牢笼，脱胎换骨。

　　然而说来惭愧，有好多年，“寸步斋”只是一无处“落实”的空洞语词。直至2007年岁次丁亥，倾尽所有，复告债、按揭，在三十八岁上，我算是终于有了自己名下的第一份“不动产”，举家搬出学校的单身宿舍，“寸步斋”三字方得“落而为实”——斋主流离半生，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书房了，老杜“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两句或可写照彼时心情。未曾想其后，屡蒙改革红利润及，居处又凡三徙，“寸步斋”又随我在这个城市“漂流”。现落地为蕞尔小城，古黄河畔，一准高档小区之某栋六楼，一三居室内。

　　“寸步”二字，屡被有望文之习者意会为“蜗居逼仄”，虽属误会，却也歪打正着。寸步斋虽不至“仅可容膝”，却也实在够得上一“小”字。我羡慕诸友中书房至大者，可坐，可卧，可欠伸，可信步；而“寸步斋”中若也置一榻，则那把椅子便无去处，只好站着写字矣。如此，就只能自我解嘲：书房大小与读书写作的出产，往往不成正比，如梁实秋先生所言，“有好多著名作品是在监狱里写的”哩。我不惭愧书房之小，却惭愧读书写作产出之低，故目下还正在努力。

　　周作人《书房一角》里曾讲，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轻易看到，因为那是危险的事，危险之一在于被人“看出了心思”，危险之二在于被人“掂出了斤两”。然作人先生自己在北京的书房“苦雨斋”不仅是他读书写作之所，同时也用作延客品茗，似乎并不怕人看。我庋藏之书多书市上大路货，没什么足可夸人的善本珍籍，却也并无“被人掂出斤两”之虞。交游极窄，聊胜于无。偶有客来，也直奔饭店，花不明不白的冤枉钱，赞助本市餐饮业。家门尚且不进，何况书房！

　　我在拙著《爱是难的》的“自序”里有言：“在生活中我只是一些碎片，阅读和写作就是我的语言疗伤。”如此，则“寸步斋”实我疗伤之所也。悍妻不讲理，长官不待见，宵小视我如仇雠，同事看我如异类；人在江湖，指指点点，嘁嘁嚓嚓，破事烂事，张爱玲所谓“咬啮性的小烦恼”，无日无之。然只需斋门一闭，一卷在手，便足“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人活于世的诸般残缺与亏欠，皆毛毛雨矣，破事烂事，复于我何有哉！明人于谦有句状读书之乐：“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欲不染尘氛，难极；但最起码，在“寸步斋”不足十平之内，我觉得还是可能的。

　　自小有本族先辈便视我为“没用人”，当年我还不服气，现在只得佩服该先辈的“三岁看老”。虽学历在本乡最高，却迄今不仅未能“混个师长旅长的干干”，以光耀先祖；且也未能在这个“向钱看，向厚赚”的时代赚个坑满谷满，以分润乡里，非天地间“没用人”而何？！

　　非唯没用，且情商极低。落落寡合，每见生人、官人便无所措辞，浑身不自在，手脚亦无所措置。人皆向外而活，攻城拔地，天地开阔；我却一步步从差不多所有公共生活中撤退——“寸步斋”，又实我逋逃之所也。只有在斋中拥书，或读，或写，或吟啸而效晋人之驴叫，或趺坐而学高士之禅修，事事皆由得我，便觉生命之大自由、大自在、大痛快！

　　常被问及“你为什么要写作”，也常就此放言高论，云里雾里。其实，真实原因毋宁是，没其他本事，便端赖此以证自我价值。于书斋内驱遣文字，如撒豆成兵；营局谋篇，如排兵布阵。运筹帷幄，虽未能决胜千里；每成一文，却难免顾盼自雄——“寸步斋”，又实我为将、为王之所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人类美好的生活场景：“……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信哉斯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只要不是得陇望蜀、好高骛远，心境便就淡然，别人也见怪不怪。这是这个伟大时代里我的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