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那个夏天也非常炎热，我和老丁俩人查处一件贪污受贿线索，更是第一次搭挡办案。

　　根据机构调整，党委和政府管辖的“经济案件办公室”划入同级人民检察院，挂两块牌子办公，我们区检察院选配了4人组建，其中有老丁和我，俩人负责线索的初查。

　　虽然老丁已经退休，仍然继续留用，查账理财的一把好手。我调入检察院3年，吃苦耐劳爱学，同时可以编写《经济案件简报》。

　　被举报人是一家村办厂的厂长，这个村很偏僻，我从尧化门乘公交车，老丁住在栖霞要转车两次，下车后我们还要跑上个五里土路。一杆笔和笔录纸，一张嘴和两条腿，带着算盘和必不可少的工作证。

　　那时机关的条件很差，检察院连食堂都没有，老丁每天从家里带菜，中午到公安局的食堂打些饭。在仔细研究好调查提纲后，我对老丁说：“外出调查，我们就找个小吃部应付吧。”他知道我嫌自带干粮的麻烦，一口答应。

　　这个村的村头有一家小吃部，五、六张方桌，全天供应面条、馄馄之类，客量不多。每天中午12点左右，我们一人一碗面条，几天下来，只要一到，服务员就立刻吩咐厨房下面。

　　调查取证快要结束的前一天，因为还要到外地出差而赶进度，我们比往常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小吃部的四五张方桌已拼成了一张大

　　桌，原来是村里来客招待工作餐，留下一张方桌给其他的客人。

　　工作餐招待也不过是六、七个菜，还有几瓶金陵啤酒，客人们才刚刚动筷子。服务员还没有喊下面，村书记就走了过来，拉我们到他们的那一桌用餐，并再三解释不是请客，老丁却坚决不肯。

　　村书记的确是出自于真情实意，也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和艰苦，添人不添菜、只加一双筷，更何况他与被举报人没有丝毫关系，而且是积极支持和配合我们的办案。

　　客人在等我们过去上桌，老丁就是坚决不肯，场面非常尴尬。年青的我灵机一动，先从客人的桌上拿了瓶啤酒，然后对村书记说：“时间太紧了，我们还要找人谈话，这瓶啤酒我和老丁俩人喝。”谁知老丁根本不领情我的打圆场：“要喝你喝，我肯定不喝！”搞得我比村书记还要难看，心里也很生气。当然，我还是把那瓶啤酒喝掉了。

　　两天后的下午，从南京长途汽车站乘车到了江都县的浦头镇，我和老丁找了一家简陋的旅店，第二天还要跑十几里路找一个证人。晚上的小房间闷热，俩个人各拿着一把芭蕉扇，摆上从路摊买来的花生米和猪头肉，一瓶二锅头解乏。酒过三巡，我讲起了小吃部的事，一吐心中的不快：“你搞得人家书记没面子，我打圆场又给你弄得很难看！”谁知老丁说：“啤酒钱我已经付给服务员了！”

　　——那晚我们谈了大半夜，老丁讲起他在1975年担任公社革委会主任时，一支笔负责财务支出的签字报销，书记的一笔招待费超过了标准，他就是不签字，把资历远远超过他的一把手气得拍了桌子，

　　但他仍然坚持不签字，这位书记只好自己破例签了字交给会计做账。

　　年底的党委会上，老丁又提出了这笔招待费超过了标准。此时，我终

　　于明白了他的坚持原则，也直言他太过于固执、呆板。

　　半年后，我调到另一个科室。五年后，我又调到派驻税务局检察室，一干就是六年。老丁曾经在这家税务局近二十年，担任过多年的副局长，除了“固执、呆板”，同事们都异口同声地称他“政治强、业务强，没架子……”

　　老丁名字叫丁道清，1997年11月去世，我一直把他送到入土为安。追悼会上的生平介绍——出生贫苦，解放初期参加革命，很快就入党，先后在公社、税务局、检察院工作……。我终于又明白，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为什么把他平调到检察院担任经济检察科副科长，经济检察科之后更名为反贪污贿赂局。

　　老丁的文化不高，应该没读过陈毅元帅“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诗句，更不可能预测到现在的“不忘初心”教育，但他的一生诠释了“不忘初心”，直播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难忘老丁，常常想起老丁。虽然退休了七年，我仍然在检察院发挥余热，面对许多熟人的贪污受贿而锒铛入狱，查办一起起案件目睹了太多的悔恨泪水，总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老丁和老丁一样的老一辈，特别是70后、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共产党员们。

　　老丁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科级干部退休，多名下级成为了区、局级领导，他从不攀比，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曾经30多次区级至省级立功受奖的我，曾经被市委命名“优秀共产党员”和“勤政廉政好干部”的我，与他的言传身教是密不可分的。

　　老丁已经去世20多年，我难忘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