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李谧传》中有一句话，以其不可一世的英雄气概，一直为后世读书人津津乐道——“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万卷书，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它所极力揄扬的博览意识，因凭借其营造出的君临天下的虚幻快感，而为读书人认同，成为心中永久而牢固的情结。他们不论是追慕古代硕儒，还是推举当今大师，总不忘钦羡称道其人如何于书无所不读。而劝人读书向学的种种说辞中，最为普遍的，也该是读书多多益善了。在出版繁荣的今天，秉持此种信念的爱书人，分明比古人更能感觉到一种逼迫。

　　但我在这里却要唱唱反调——读书无须多。

　　不能否认，当前书籍浩如烟海，但这决不意味着读书人就有义务夙兴夜寐次第叩访。既无可能，更无必要。出版发行商需要利润，作者在自我证实之外也需要稿酬，读者需要有逛商场那样琳琅满目的感觉，再加上印刷的便利，物流的通畅，都使得出书变得容易，远非古人刻书那样艰难庄重，但因此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其中许多是没必要去读的。英国作家毛姆说过，“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急于去读出版没有多久的畅销书，我发现丝毫没有损失”。

　　即使剩下的少数确有阅读的价值，也需进一步择优录用。人生苦短，冗务繁多，七折八扣，能够呼吸书香的时间实属寥寥。这样，还得大刀阔斧，删繁就简，在每一类中精选出为数不多的、不读会是一种缺损和遗憾的扛鼎之作。有道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南方某些地方，本来只有一棵榕树，经年累月，气根向四处伸展，长出新树，最终形成“一树成林”的奇景壮观。汗牛充栋的书籍中，有些就如同最初的榕树。一部《论语》，遮蔽了大半边中国文化的天空。孔子之后，经汉儒经学，到程朱理学，清代朴学，清末今文学派，民初启蒙运动，“五四”狂飙，再到当今海内外若干“新儒家”的著述，三千年间，围绕它衍生出多少注解、诠释、引申和阐发，顶礼膜拜和彻底否定。儒家思想正是通过它们而代代延续，得到传承或扬弃。欲了解中国人的历史和现实，制度和典章，生活和理想，道德和美学，不精读《论语》到熟透的地步，读再多其他的也是白搭，借用孔夫子的话，“吾不知其可也”。这种源与流、本与末、中心与外围的生成关系，就仿佛最初的榕树母株和整个树林的关系。每一根枝条、每一片叶子当然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我们如果仅仅注意枝叶而忽略树干，尤其是主干，则难免轻重失当，不独陷溺其间不辨来龙去脉，所获也将大打折扣。而直接从母本着手，将《论语》钻研深透，则可纲举目张，举一反三，在心中勾画出一幅清晰的文化地形图和谱系表。当然，术业有专攻，每个人研究范围不同，因此读什么书不好一概而论，但只要是中国的读书人，《论语》《道德经》《唐诗三百首》《红楼梦》之类书籍当属必读之列，因为那是文化之根，储存着整个民族的思维和感受方式的全部密码。在此前提下，不同领域可以读该领域的那些典籍名著，治史者当然要读《史记》，研究军事者则没有理由绕开《孙子兵法》……如此才容易事半功倍。

　　说到这里，就需要补充一句了——开头的“读书无须多”还只是说了一半，另一半则是“读书务求精”。只有深思熟虑，含英咀华，才能把握书的精髓所在。广博固然值得嘉许，但前提须是精深，西谚称“十个浅坑不如一眼深井”。读书多，也只有在吃透了这些经典的前提下，才是可以给予谨慎的鼓励的。否则，盲目主张多读书，容易等量齐观不加选择，反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目标。郑板桥就说过，“读书何必读五车，充塞胸中乱如麻”。此外，还可能带来更有害的弊病，按哲学家叔本华的说法，是使自己的头脑变成“他人思想的跑马场”，人云亦云，丧失独立见解，变傻变蠢，对此不可不严加提防。

　　读书人因为放任自己不加挑剔地滥读杂览，就会导致精神的消化不良。要想始终保持清明的理性，关键是吸纳合理，而所有应该汲取的养分，其实都可以从经典中获得，无须他求。由于人类文明的悠久，精神领域的广阔，单单这些书也已经是个惊人数目了，即便焚膏继晷，皓首穷经，也是难以遍及，而遑论深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