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才去圆梦，不晚！

　　2008年9月，作为30岁的大龄青年，我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这并非是我与法学的第一次邂逅，早在读本科时，我就瞄准了法学。

　　1996年，我就读于苏北一所地方院校，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当时学院开设法学班，有个叫王玉明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经常会讲起自己过去办案的种种经历，吸引了不少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前去旁听，我就是其中之一。在王老师的熏陶下，我立志也要成为一名法律人。

　　2000年本科毕业后，我回到老家县城，成为一名高中政治教师。在上课之余，我买来了律师考试的辅导资料，开始了备考的日子。但随后结婚生子，安逸而又忙碌的生活，让我渐渐失去了当初的冲动和梦想，有枣没枣打一杆的想法占据了我的头脑，结果直到2006年才“一瘸一拐”地通过了司法考试。随后，我并没有直接去做律师，觉得自己并非科班出身，应该进一步系统学习法律知识，打牢基础，于是便产生了考研的想法。

　　虽说有司法考试的底子，但英语已经丢下多年，我丝毫不敢大意。2007年暑假，我带着行李，来到中国矿业大学附近，租了间民房，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闭关”复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初试复试，我被华中科技大学录取了。

　　在众多的法学院校中，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作为后起之秀，年轻而又充满活力，尤以科技法学著称。2006年，华科大开始招收法律硕士。2008年，时任院长是民商法青年学者易继明教授，他创立的学术午餐会在师生中影响广泛。三年中，我几乎每一期午餐会都要参加，光笔记都记了几大本。午餐会时间安排在每周四中午，邀请各地法学学者或者实务界人士，开设讲座，既有主讲人，又有评议人，最后还给参会者留有自由讨论提问的时间。在华科大，与这种学习方式比较类似的，还有老校长杨叔子先生创立的人文讲座，华科大对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这在理工类院校中并不多见。在人文讲座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久仰的贺卫方先生，在水泄不通的阶梯教室里，他儒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善辩的口才，深深地感染了我。

　　在其他学校，法律硕士只有在最后一年写论文的时候才指定导师。在华科大不同，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学院就安排了双向选择制，学生选导师，导师选学生。我选择民商法教研室的王天习老师作为我的导师。王老师性情和蔼，早年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后来考取了经济法学泰斗漆多俊老先生的研究生，并留校任教。我与王老师的经历和性格颇有相似之处，在众多的同门中，王老师对我特别关照。刚入师门，王老师就交给我一项任务，写一篇论文参加湖北省商法年会。在王老师的指导下，我的论文荣获年会三等奖。在那次年会上，我见到了武汉高校很多商法“大咖”的真容，他们知识的广度和精细度，更加激励我在法学道路上继续前进。

　　在入学前我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所以我在这三年中，没有了司考的压力，所以比其他同学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如果说本科时候读书还是漫无目的的话，读研时期的读书相对来讲就更加专业了。受导师的影响，我对商法、证券法更有兴趣，那时候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毕业时，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中国创业板退市制度研究》。那时候，创业板刚刚上市，我就谈完善退市制度，显然选题比较前沿，虽没有太多的资料可以借鉴参考，但也给了我更大的发挥空间。在参考国外做法的基础上，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观点，受到了答辩组老师的高度评价，并被评为优秀论文。

　　读研三年，我们的宿舍从东六舍搬到西三舍，不变的是三名室友，分别来自湖北十堰的夏辉、来自河北邢台的侯东辉、来自山西霍州的张克。记忆最为深刻的，是我们在一个个冬日的雪夜，到校内的菜市场买菜，然后回到宿舍吃着火锅喝点小酒的场面。说是火锅，说来有些简陋，就是普通的电饭煲，放入各种各样的蔬菜和肉类，由于功率不大，因此每次放菜之后，都要等很久才能开锅。我们边吃边聊，谈天说地，怎一个爽字了得？如今，三位兄弟都回到了各自的家乡，从事着纪委、法院、企业高级法务的工作。虽然现在联系不多，但每每看到他们在微信朋友圈里的动态，就会回想起曾经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感到一阵阵发自内心的温暖。

　　“站起来，前行就有路。未来依然愿意迎接你，依然愿意把你拥入怀中。”2011年6月，被华科大学子称为“根叔”的李培根校长，选择了《未来》作为毕业典礼致辞的主题。而此前不久，我已经把自己的未来许给了检察事业，考上了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检察院。时至今日，我已经在检察院工作了近5个年头，干过新闻宣传，干过侦查监督，在每个工作岗位上，我铭记着勤能补拙的古训，尽心尽力，主动作为，以自己的工作业绩赢得同事和群众的认可。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