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络媒体称，“‘全面二胎’引爆备孕书籍”，于是我看到还有一些所谓“古代生育秘籍”也混杂其中，觉得很不可思议。

　　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的是鼓励国民的“计生政策”，不仅“多子多福”观念根深蒂固，且国家法律还强制早婚，并对适龄不婚者处以重罚。然而，与完备准确的天象记录、世界一流的数学成果、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饮誉世界的四大发明、灿若星辰的文化艺术相比，从发掘和流传的有关人口生育方面的古籍中，不难看出古代的生育机制非常幼稚甚至很荒唐、愚昧。

　　“机制”是指机体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工作原理，“生育机制”的意思也就不言而喻了——长久的习俗演变成了必须恪守的道统。古代的医家们承认生育有其生理原因的同时，却大肆强调女子生与不生、生男生女等与鬼神及命理等神秘因素有很大关系。

　　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以论述怀孕、胎产和优生等为主要内容的《胎产书》谓:“求子之道曰:求九宗之草，而夫妻共以为酒，饮之。”“九宗”即“九族”，指自身一代外加上辈四代下辈四代。“九宗之草”凝聚着古代社会大家族的坚强意志和强大力量，任何妨碍生子的邪祟都会被它摧毁。

　　成书于北宋初时专门研究唐代以前我国医学文献的重要著作《医心方》(日本人丹波康赖撰)卷二三引录的治难产方子更不靠谱:“取三家饭置儿手心内即顺”“取三家盐熬，涂儿手足，立出”“取三家水，服并洗手即顺生。”这些治难产的医方与医治不育的所谓“九宗之草”，几乎就是巫术。

　　古代人在生儿育女方面还非常讲究所谓的“合阴阳”日期。往往根据子丑寅卯的“子”和生“子”字面相同，先验地把子日定为生儿子的日子，并由此规定子日特别是其中的戊子、庚子、壬子日是求子夫妇合阴阳的最佳日期。

　　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在《枕中方》里说:“欲得生子日，子日正午时，面向南卧合阴阳，有验。”南方是阳气充盛之地，正午是阳气充溢之时，看来古代医学家设计生儿子的方法也必须严格遵循阴阳原理。按阴阳学说解释，农历正月是阳气萌动的季节。于是乎，正月的雨水、正月十五的灯盏等都被当成了生男孩的灵物。

　　盛唐时宁波籍医学家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中就有记载:“正月十五日灯盏令人有子。夫妻共于灯下盗取，置卧床下，勿令人知，当此月有娠。”怪不得唐人笔记小说里有正月十五盗灯的记载，原来是为生儿子。

　　由于存在“富贵发达”是从娘胎带来的观念，古人还发明许多奇怪的控制和确定胎儿的方法。秦简《日书》中“生子”篇，专讲了“甲寅生子必为吏”“乙丑生子贫而疾”一类的内容。2000多年前，陈胜吴广虽大声呐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古代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一个人的命运不仅与家庭、家族背景有关，更与具体的受孕、出生时辰等等密不可分，这就催生出许多所谓超自然改变儿女命运的方法和灵物。

　　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都深信的“虎鼻宜官”就是一个仙方:“将虎鼻挂于房门中间，一年后取下，烧作灰屑，让妇人以水冲服，二月便有儿，生贵子。但虎鼻勿令人知之，亦勿令妇人见之，泄则不验。”让一个准备怀孕的女子进出房门而不见挂在门上方中间的虎鼻，李时珍能做到?

　　《枕中方》里还记录了另一种“生贵子”方法:“取井中蛤蟆着户上，生子必贵。”汉晋时期的人们相信蛤蟆有辟兵功能。蛤蟆既能使人不受兵器的伤害，意味着它足以保护比权势和财富更宝贵的生命。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蛤蟆才成了一种生贵子的灵物。古代医学典籍里关于怎么“备孕”“生贵子”及“胎教”等还有很多，跟巫术几乎无疑。

　　有人分析，之所以古代中国的“生理学”“遗传学”“生育学”发展如此幼稚与荒谬，主要受儒教及理学束缚所致，派生出“男女授受不亲”“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老鼠的儿子只会打洞”的“道理”。现代文明社会，若依然沿用古代的“备孕”方子，那简直就是害人害己。